■ 深圳特区报记者 范京蓉

　　昨天下午，五洲宾馆深圳厅座无虚席，国际城市创新发展大会的第一场论坛“城市化的路径选择”在听众的热切期待中开讲，来自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和中国的演讲嘉宾分享了对城市化道路的思考和建议。

　　在深度互动里，一个个热点话题转化为共识——优化城市规划、提升人居环境、居民幸福感；政府、社区、私营业各方参与等等，美好城市需要共同创造。

　　大会演讲嘉宾包括新加坡建设局局长姜锦贤、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美国圣贝尼托市市长乔·赫南德兹、佳兆业集团执行董事兼总裁金志刚、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院长兼人居中心主任彭妮·格斯滕，主持人为凤凰卫视胡一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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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能否告慰乡愁

　　城市化本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不断演变的城市化却时刻引发着身居其中的政府、市民、发展商等等相关方的思考。石楠在演讲中思念起城市化之前的家乡美景，提出了现代城市是否为底层打工一族提供足够福祉的问题，引发现场嘉宾和听众的共鸣。

　　姜锦贤说，在1965年新加坡获得独立以来，面临的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就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为我们自己国内的人民创造很多的机会和福利。新加坡非常小，土地资源有限，基本没有自然资源，必须选择一条在不损害环境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

　　彭妮·格斯滕说，城市的发展要实现绿色、可持续、有活力的目标。“未来创新的城市是什么呢？这个城市会意识到生态系统的局限性，不能无限度地扩张；这种城市也要平衡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这样的城市还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治理系统，政府、社区、私营行业共同参与，一起提高城市的身份和城市的归属感。”

　　乔·赫南德兹说，一个城市的发展，不光要有高层次的支持和国家政策方面的导向，同时也要有来自所有的普通民众参与。他所在的城市建立了良好的教育体系，对城市进行了完善的规划，目标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居民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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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避免千城一面

　　作为在国内大中小城市都有物业开发经验的开发商，金志刚对国内城镇物业建设的差异表示困惑，主持人胡一虎却从另外一个角度向嘉宾抛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大中城市看上去一个面孔？如何避免中国城市化走入大同小异的误区？

　　石楠说，对“千城一面”的忧虑和关注主要来自国内，因为国内大中城市和国外城市相比越来越没有特色，和过去的历史建筑相比越来越没有传统文化色彩。这种现象背后有两大重要原因：一个是全球化的影响；一个是现代主义思潮对建筑设计风格的影响。现代风格强调简约，强调风格没有那么繁琐，必然带来城市建筑面目趋同。

　　姜锦贤分享了新加坡在保持特色建筑、促进多元文化并存方面的经验。他说，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新加坡几十年来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但在建筑规划上仍尽最大努力体现新加坡特色。例如，新加坡是个多种族的国家，主要人口有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因此新加坡在建设过程中决定要保留自己的特色，在繁华城区内建设了牛车水唐人街、牙笼士马来村，还有名为小印度的印度人集聚区。所以，在新加坡可以体会到迥然不同的文化，在唐人街就像来到中国，而在小印度就恍如置身新德里。

　　“当然，任何一种决策都是有代价的，我们的政府和社区必须要自己做决定：哪些是你要保留下来的，哪些遗产是你非常珍视的，要根据社会共识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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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时挥别房价之痛

　　一座座城镇拔地而起，一拨拨新移民进入城市。楼房住高了，衣着光鲜了，很多城市人却怅然若失，找不到心中期望的幸福感。这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之痛，还是高房价导致的“压力山大”？席下一位年轻听众的问题引发了一轮关于住房与城市福利的讨论。

　　姜锦贤说，房价问题是所有亚洲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新加坡也不例外。但是，新加坡自建国之日始就确定了每个市民都有自己的房屋所有权的政策，要保证每个人都有“一瓦遮头”。“新加坡和中国不一样，中国有几千年历史，而新加坡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一定要去重视我们的市民。”他说。

　　新加坡的公共房屋计划保证85％的市民都是住在公屋，而超过90％的人拥有自己的公屋。对想换房的人来说，新加坡房价确实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在新加坡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房子，已经部分解决了市民的住房问题。

　　彭妮·格斯滕补充说，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满足人们的生活幸福感，有经验的城市和国家都实施了政府干预。例如香港也是这样，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都提供了很好的公共服务。社会福利不能完全靠自由市场来解决，需要政府的参与。

　　石楠则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观察问题的思路。他说，房价控制和公共住宅的提供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是很大的挑战。建议大家不仅仅关注房价，还要更多地关注租赁的价格，这样可能对住房问题有个不同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