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三权”抵押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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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南县桂林镇双坝村，这个位于县城北面约2公里处的小村子，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村子位于两水环抱之间，是一块丘陵地带少有的冲积平原，当地人称其为“坝上”。因为坝上地肥水美，从上个世纪90代起，这里的农民便开始种植大棚蔬菜。全村7000多人靠着人均半亩多的蔬菜地，2010年人均纯收入就达到了6800元。
不过，双坝村也有自己的困惑——同是蔬菜专业村，山东省寿光三元朱村由于走农业产业化的路线，人均收入早已超过1.5万元，成为全国闻名的富裕村。双坝村党总支书记朱席武说，要想蔬菜增值，走产业化的路线，建冷库，搞深加工，这都需要钱，可村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为抵押品，要想从银行贷款简直是天方夜谭。“全村1863户，7544人，除了存款和取钱之外，几乎没人跟银行有过交道。”
现实之惑
在潼南县，有十多个以蔬菜种植、畜牧养殖、果品供应为主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这些地方的农户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都面临一个迫切的问题，即农业的产业化经营。他们对资金需求尤为强烈。
而在广袤的“两翼”地区，农户要发展新产业，要扩大种植养殖规模，同样需要大量的资金购买种子种苗，偿付流转土地、林地租金，修建兔圈等基础设施。
“以前农户贷款，最为主要的就是小额信用贷款。四个等级分别可以获得贷款3万元、2万元、1万元和3000元，一般农户最多只能贷3万元，额度较低，不能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重庆市农科院一位致力于“三农”投资机制研究的学者说，随着传统耕作方式的逐渐改变，小额贷款已不能满足农村发展经济的资金需求。而家庭规模经营和个体工商户资金需求量增大，超出了小额信用贷款的范畴，但经营者又不能提供足额有效的抵押担保。
重庆三峡银行曾在万州、梁平、开县、长寿、云阳等五个区县，对10个乡镇20个村1000户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他们的调查，印证了这位学者的说法。
根据调查，农村地区的贷款市场需求面达到62.5%，贷款需求面广；贷款需求量大，农户平均年贷款需求量31118元，信贷需求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农户买种子、农药、化肥等小额贷款方面，农村贷款资金向集约、规模经营大户流动的趋势明显，农户贷款需求量在5万元以上的占比高达46.8%。
“农业是‘投资拉动型’行业，也是高风险型‘弱质行业’，没有资金的支持，就不可能有行业的稳定和快速发展，也不可能实现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市农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颜其勇说，农业经营风险大、周期长、季节性波动强、赢利水平低等特点，决定了农村发展比较难于引进金融机构资金的支持。
一方面，融资难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的瓶颈；而另一方面，农村大量的土地、房屋、林权等资产不能有效盘活，农民的财产权、收益权不能有效体现。
“卡就卡在没有抵押物上。”颜其勇说，这是由基本经营制度决定的。现阶段农民最大的资产是其居住的房屋、承包地和林地经营权，但是，农村土（林）地及房产下的宅基地均归集体所有。按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抵押。而在法律允许抵押的范围，又因登记不完善、法规不明确等原因也难以进行抵押。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农村深水区改革攻坚战的号角，农村资源资产化成为农村改革的重点。“要破解农户‘贷款难’、银行‘难贷款’的难题，就要改革创新，激活农村生产要素，把农村原来凝固的资产、资源变成资金，让它流动起来。”颜其勇表示。
先行探路
任何改革创新都要冒一定的风险，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需要相当的担当和勇气。
早在2008年，农行重庆分行就在开县试点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
2008年初，开县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金融服务的意见》，从政策层面鼓励大胆探索业主用农村土地流转经营权作抵押向商业银行融资贷款。以此为契机，银行开始探索土地流转经营权质押担保方式贷款，解决种植大户“难贷款”问题。为了改造和扩建蔬菜基地，2008年2月，竹溪镇蔬菜种植大户吴大权用150亩土地流转经营权作质押，获得了农行开县支行的20万元贷款，开创了重庆用土地流转经营权作质押的先例。
2009年1月，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将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并对如何推进城乡统筹的金融体制改革、健全城乡金融市场体系和完善城乡金融服务环境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一文件给农村金融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为重庆试水“三权”抵押融资打开了通道。
抓住全市林权制度改革和“森林重庆”建设的契机，重庆农商行迅速开展集体林权抵押贷款创新，出台贷款管理办法，在云阳支行进行林权抵押贷款试点。2009年3月23日，云阳县江口镇金子村农民卢友章和他的同乡康概、张云，以林权为抵押，获得重庆农商行总额达100万元的贷款，敲响了重庆森林产权交易“第一槌”。
“云阳县的探索，对全国林权抵押贷款项目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中国银监会合作部副主任姜丽明来渝调研时说，“一旦成功运作，获益的就不仅是林业本身，还将惠及整个农业产业链条。”
西南大学林业学教授何炳辉则将林权抵押喻为打开“绿色银行”的钥匙，一旦撬动，“绿色银行”就变成可以随取随用的活资金，让一座座“荒山穷山”嬗变为“秀山宝山”，让林农找到创业发展的新出路。
就在林权抵押贷款开展的同时，石柱也在酝酿着一场新的制度设计。石柱县三河镇川主村农民黄华艮是当地的养殖专业户，先后投入20余万元从事肉兔养殖。由于资金不足，养殖场规模一直未能扩大。他曾多次找到银行申请贷款，但苦于没有合适的抵押物，也没有人提供担保，一直得不到银行的贷款支持。2010年5月，他以自家500多平方米的三层农房作抵押，从重庆农商行石柱支行获得了20万元。
由此，农村居民房屋抵押在重庆开始“破冰”。
大幕开启
让农民手中“沉睡”的资源，变为显性的、恒久的资产，成为缩小城乡差距的“活资源”——据金融部门估算，我市有3000多万亩耕地、6000多万亩林地，再加上300多万亩宅基地，理论上保守估计价值1万亿元。只要抵押其中10%~20％，农民便可贷到1000多亿元，农业发展可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
2010年11月25日，市政府召开全市农村“三权”抵押融资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农村“三权”抵押融资工作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开。
以此为标志，重庆农村“三权”抵押融资在全国率先开启了解决农民发展产业“缺血”的制度创新大幕。
观察者认为，“三权”抵押融资在重庆顺利展开有几个关键性的因素：
其一，确权颁证是基础。重庆率先在全国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做到了“地、账、簿、证”四相符，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更加清晰完善；完成了5500多万亩集体林地确权颁证工作，1800多万农民领到了林权证，林权制度主体改革基本完成；农村居民房屋进行了登记发证，农民的房屋有了合法的身份。
其二，政府出文确定了“三权”抵押的性质。重庆市政府于2010年底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服务改革创新的意见》，明确要求，推动以“三权”（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居民房屋及林权）抵押融资为突破口，全面提升全市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其三，重庆市高法院对“三权”进行了司法界定。高法院在系统内下发了《关于为推进农村金融服务改革创新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从司法方面对“三权”抵押设定的有效性予以了明确。
其四，建立了“三权”抵押融资工作机制，完善了政策体系。市农委会同市金融办出台了《重庆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登记实施细则（试行）》，对抵押贷款对象、抵押登记程序、债务清偿后抵押物的处置等做了进一步规范。市国土房管局、市林业局也分别出台了“三权”抵押登记实施细则。
其五，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后续配套措施。
市农委经管处处长周敏介绍，为了降低金融机构参与“三权”抵押贷款的风险，打通“农民贷款难”与“银行放贷慎”之间的“肠梗阻”，重庆市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了“三权”抵押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当农民还贷出现坏账时予以政府补偿，即银行承担65%，市、区县财政承担35%，其中市级财政承担20%，区县财政承担15%。
同时，我市建立了农村“三权”抵押融资担保机制。财政进一步加大了对农业担保机构投入，提高各农业担保公司的担保融保能力，各担保机构积极制定农村“三权”抵押作为反担保的管理办法，参与对农民“三权”抵押贷款的担保服务，制定降低银行贷款风险。
此外，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全市目前已经有生猪、柑橘、奶牛、家禽等13个农业品种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范畴，逐步实现全市主要农业产业全覆盖，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经营风险，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和按期偿债能力。
业内人士认为，作为重庆市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是农村“三权”抵押融资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而对银行来说，风险补偿机制的设立则起到了一种风险缓释、降低银行损失的政策作用，有利于提振金融机构加大“三权”信贷投放的信心。
活力迸发
“以前这样的贷款我是想都不敢想，如今只要手续齐全，三两天就可以拿到钱了。有了启动资金，致富不再是梦想。”武隆县巷口镇三坪村受益农民史自胜感慨。
去年3月初，史自胜得知农房可作抵押物贷款时，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从农商行贷款4万元，在武仙路开了一家生态农家乐，仅几个月时间收入了3万多元。
城口县修齐镇茶丰村村民袁齐勇，以自己居住的房屋作为贷款抵押物，得到农商行城口支行6万元的贷款支持，扩大了山羊和山地鸡养殖规模；石柱县六塘乡中药材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泽安，利用20万元农房抵押贷款收购药材，不仅自己增加了5万元的纯收入，还将药材收购范围扩大到周边乡镇；三年前“第一个吃螃蟹”的云阳农民卢友章，利用301亩林地为抵押物，从农商行获得25万贷款后，如今，养殖场规模从37头能繁母猪、1头种猪，扩大到140头母猪、30头种猪……
市农委主任夏祖相称，“三权”抵押贷款加快发展，农村金融服务持续完善，一系列改革新举措促进发展和增收的功效逐步增强，给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推进农户万元增收增添新的动力。
市金融办负责人表示，今后，我市将扩大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农村居民房屋“三权”抵押融资的规模和范围，完善权益评估、风险补偿、资产流转等配套政策，落实政策性担保、财政贴息等扶持政策，引导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办“三权”抵押业务，增加基层网点，为农民提供便利、高效、实惠的融资服务，到2015年，实现农村“三权”抵押融资1000亿元以上。
数据
截至2011年底，全市的农村“三权”抵押贷款已累计发放180亿元，其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6.3亿元，农村居民房屋抵押贷款24.7亿元，林权抵押贷款83亿元，其他创新型贷款66亿元。
“三权”抵押融资三环节
1.必须对农村“三权”进行确权，即对“三权”进行调查，登记发证，确保将农户的财产落到实处。
2.在确权基础上对“三权”的价值进行评估。
3.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农村“三权”的融资能力，由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完成融资过程。
“三权”抵押贷款
办理流程
客户书面申请——银行网点受理——进行贷前调查——客户提供相关材料——银行进行审查审批——审查审批通过——签订借款合同——到相关机构办理抵押登记（农委、国土局、林业局）——银行柜台办理放款手续——银行放款——客户按合同约定使用贷款——客户到期或提前归还贷款
受益者说》
“女猪倌”程之燕：
“三权”抵押贷款解了我急难
黔江区水田乡水田居委一组，锐鑫佳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推门而入，趟过盛装消毒液的小池子，左手边便是饲料仓库。“过年前就堆了40多万元的饲料。”38岁的“女猪倌”程之燕说：“以前只要一听工人说‘苞谷没有了哦’，心里就着急得很。现在多亏了‘三权’抵押贷款，有了周转资金，我养猪就增加了很多底气。”
“我这里主要是卖仔猪，只要两三个月，长到60斤左右就可以卖了，资金周转快些。”程之燕说，猪场养了560头能繁母猪，年出栏仔猪1000多头，现在存栏的仔猪近1000头。
“养猪风险大，投入大，周期性很强，市场很不稳定。”谈起8年多的养猪生涯，程之燕感慨地说，养猪最怕的就是资金链断掉。“特别是在建圈舍时，那时没有卖猪仔，没有收入。”程之燕说，可是筹钱并不容易，融资很难。以前，银行必须要有担保人、房产证抵押才贷得了款，但即便是朋友，也很少有人愿意借房产证出来给她贷款，太担风险了。她只有到处借钱。前几年，每到年底，程之燕经常接到电话催债。
去年3月，她去银行办事，无意中听到工作人员说，黔江在搞“三权”抵押贷款，猪场也可用作抵押物。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她递交了申请，将位于城南街道香水居委一组的猪场抵押，没想到4月份就顺利地从农商行贷了40万元。去年12月，她又用位于水田乡水田居委一组的猪场作抵押，从农行贷了100万元。12月23日，银行卡里钱一到账，她就赶着买了40多万元的饲料。“有了这笔钱作后盾，我真是松了好大口气，过年都比往年舒心。”
程之燕说，“三权”抵押贷款真是一个很好的融资平台。只要每个月按时还息，一年后还了本，还可以再继续贷。“融资渠道多，发展才快。我就想借着好政策，把猪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好好干出一番事业！”
专家说法》
著名经济学家、北大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厉以宁:
农村改革的重点是给予农民产权
农村必须进行产权的界定，让农民拥有“三权三证”(承包土地使用权证、宅基地使用权证、农民住房产权证)，可以抵押、转让，这样农民拥有的物质资本就能从无到有。
“三权”抵押贷款是推动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的重要手段，尽管目前存在一定金融风险，但这毕竟是当前农村扩大内需、鼓励农民创业的一个重大政策选择。重庆是国家级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充分发挥“改革试验区”的优势，“先行先试”并有所突破。
重庆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勇：
让农民成为有产者
要在西部地区率先完成小康，让农民成为有产者、努力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一个重要手段。重庆提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农村居民房屋产权抵押融资和股份合作社思路，为实现这个目标提供了新路径。
通过“三权”抵押融资使资金流入农村，必然会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加大农业产业发展力度，帮助农民增收。而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不仅把资源变成了资本，建立起了城乡资源融合的平台，还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民增收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使资源、资金、人才等实现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文化生活差距。据《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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