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陆一波 朱珉迕

　　浦江镇郁宋村，与成片的世博家园仅一路之隔。由于紧邻镇区，村里七八年前就已开始分批拆迁。

　　但村民陈志年的家，仍在郁宋。到他家，得沿着村里新修的水泥路，经过一处处来沪人员租住的临时房。这是一幢建了20多年的两层“农民别墅”，外墙已略显陈旧，内装修也有些年头了。

　　尽管还是农民身份，但陈志年早已 “洗脚上田”。每天早上，穿着蓝色工作服的陈志年都会骑上摩托车，去离家仅5分钟的厂里上班。这位55岁的农民，只干了10多年农活，就进了村里办的企业。“厂里干了20多年，也算是老师傅了。”会磨工手艺的陈志年对他的工作还算满意，“每月工资2000多元，今年厂里还给缴了城保。”

　　由于进厂工作，家里的两亩耕地早由 “政府托盘”，“只有2分自留地还种些蔬菜。”陈志年所说的“托盘”，是镇里针对开发板块推出的一项“土政策”：暂未被征的农民土地由政府统一管理，每年给付农民“托盘费”。“政府给的‘托盘费’，比自己种粮收益还高。”

　　在浦江镇这样的近郊，尽管许多农民早已像陈志年那样进了工厂，把种田当成了“副业”，但仍有上了年纪和未开发地区的农民“不舍得”或暂时无法将田地“荒废”。拿着每月450多元农保退休金的村民张伟芬，依然几乎每天下地，“自己种地，至少粮食、蔬菜不用买。日子过得去，就是希望退休金能更高一些。”不过，65岁的她言语中也透出些许怅然：“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已分不清麦苗韭菜，将来也不知道还有谁会来种地？”

　　农村的地越来越少，农民的生活也已大不同。过去，浦江镇交通不便，去市区只有一条公交线，还得靠摆渡。如今，出了村庄，附近就有公交和地铁，到市区几乎是“上车直达”。村庄周围还开出了大型超市、商业广场等，少年宫、中小学和医院也逐渐开办起来。这些变化，让“陈志年”们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得益。

　　城市化让本土农民受到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在陈志年的记忆里，几乎与村里最早的动迁同步而来的，是逐渐增加的市区动迁居民和来沪人员。对“陈志年”们来说，“新移民”的到来不仅意味着社会结构的重组，也意味着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

　　如何让本土农民分享城市化“红利”？这给浦江镇出了道新考题。镇领导算了一笔账：为了让农民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一天天好起来，近年来，全镇80%的财力用于民生支出——提高农民养老补贴、医疗补助水平，改造农村公厕、垃圾箱房、村级道路桥梁等；还率先在偏远行政村建立“农村综合收费点”，让农民也能像城市居民一样就近缴水电费。陈志年家紧邻北面的镇区，和其他村民一样，家里闲置房屋早被用于出租，一年有着不错的收入。而镇域南面发展较慢，农民房屋出租收益少。浦江镇专门开通“1元公交”，串联北面厂区和南面乡村，既增加南面乡村村民房屋出租收益，又降低外来务工者生活成本。

　　对于未来，“陈志年”们也有着不少担忧。由于动迁年份不一样，前后政策的调整带来了农民动迁补偿、保障水平等的差异。有的甚至一个家庭里，也存在征地养老、镇保、城保等不同保障类别。仅退休金一项，每月差距就达数百元，医疗保障水平差距则更大。而对于那些没进厂的动迁农民来说，领退休金前的几年时间里，除了动迁临时生活补贴外，收入就少有保障了。除此之外，动迁和安置的不同步，也使动迁农民不得不过几年“漂泊”生活，有的过渡期甚至长达四五年。

　　尽管如此，本土农民依旧向往“小区生活”。郁宋村共500多户村民，七八年来动迁农户已超过2/3。“就在春节前，村里又有42人动迁转居了。”在他们看来，动迁不仅意味着能搬进小区，更意味着今后将会有更好的生活，“毕竟有了稳定收入和保障，看病、养老的后顾之忧将大大减少”。

　　陈志年的农家小院周围，动迁农户的房屋已开始拆除。今后这里将建起大型住宅区。望着不远处的世博家园，陈志年常常这样想：“不久，我们这里也将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