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琳

　　当前的中国正处在社会变革与经济增长并进的时代。在从社会主义法制到社会主义法治的演进中，法律逐步深入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法律，从“知法不犯法”变成“懂法活用法”。可正当人们欢心鼓舞地想拿着法律的盾牌与利剑捍卫权利时才发现，原来即使神圣如法律，也有其漏洞与边界!

　　古语有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听信几千年以前摇头晃脑的古人之言，我们真的以为天网密得插不下针、渗不进水。可一抬头却发现，事实远非如此，用律法编织的这张天网疏漏频频。在众人痛心疾首之时，我倒认为，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类发明的任何一项制度都必然有其缺漏。作为社会人之行为准则，法律制度在构建之时就是遵循着“先行后知”的定律，即先有实践中的种种具体行为，才会有人们分析过后为其量身定制的法律。如此这般，则当法律出台时，之前的行为难道还会原原本本地定在那里么?显然不能。估计它早如会七十二变的孙猴子，换了番你不认识的模样。于是，新颁布的法律很快就落伍了。这就是法律的滞后性，但也恰恰是法治需要不断变革与完善的根源之所在。

　　在说起法律漏洞时，有一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及，那就是“法律规避”。法律规避看似是人们针对法律漏洞而为的变相违法行为，但实际上却远没有表面这么简单，其背后有着很多值得人们深思的地方。其一，法律规避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国家制定法权威的肯定，“当他们努力规避国家制定法时实际上也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国家法律的规则”。以前总认为那些从法律漏洞中取巧的人必然是蔑视国法家律之徒，却不曾想他们正是畏惧正路上的“铜墙铁壁”才转而抄着小路去找那些“土坯房子”下手。要注意的是，之所以畏惧这些“铜墙铁壁”不是被其宏伟壮丽所折服，而是因为它们在实践中往往会使人们付出巨大的守法成本。因此，除非芸芸众生都是能怀揣法治梦想而仰望星空的圣人，否则又有几人能逃过“趋利避害”的人性规律呢?其二，法律规避促进制度创新，“死去的也仅仅是那种于国于民有害而无利的信条主义的、过度理想化的法治观，而从中生长起来的是与当代中国变革相结合的、世俗但不卑俗的法律。”确实，法律漏洞是法治变革完善的根源所在，那发掘这些漏洞并千方百计想规避的人，就扮演着为法律的破洞补补丁的重要角色。所以，对于那些在法律上钻营取巧之人来说，当他们帮助完成对现有法律制度的查缺补漏、推陈出新时，是不是可以考虑献上那首“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的歌?

　　除了对法律漏洞的不满，人们还总是急着扯大头上的这张法网，恨不得其遮天蔽日，能解决世间所有的纷争。但世事总未能尽如人愿，再大的法网也不可能是无边无际的。当人们想寻求法律庇护而不得时，先别忙着捶胸顿足，而是看清楚这网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吧。从本质上来讲，法律是调整人与人之间某些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而这“某些社会关系”就是法律的边界。这就像是悟空给师父在地上划出的那个圈，在圈里，他可以拍着胸脯说“俺老孙保你平安无事”，可若是出了圈就只能叹声“无能为力”了。而之所以划定这个边界，原因无非有三:第一，在法律诞生之前，很多社会关系在其他规则的调整下运行良好，可以说法律的存在与否对这些社会关系而言并无太大意义，则法律对此不干预；第二，法律规制需要有巨大的社会成本，从立法、执法再到司法，法律对某一个社会问题的调整耗费着全社会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考虑到成本支出，若社会问题本身不够严重，则法律对此不干预；第三，法律是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结合的一种技术，解决问题的前提基础是该问题能够进行事实与价值的评判，如果问题本身就不存在对错正误(如感情问题)，即法律无法通过事实与价值的判断而得出确定结果，则法律对此不干预。

　　与法律相比，道德的网似乎张得更大，并且与法律之网关系密切:一方面，二者存在交叉，对某些问题的价值评价趋于一致，基本上法律禁止的在道德上也不被允许；另一方面，二者也会有相左之处，道德上极力褒奖的也有可能成为法律上坚决反对的。但这里我想说的重点是，道德可以延展至很多法律无法触及的角落并收效良好。于是，面对道德，法律会在很多领域前做出冲锋和撤退的选择。分工与协作是道德和法律这对兄弟的相处之道。正如在小悦悦事件中，肇事司机必然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而周围那些置人命于不顾的冷眼看客们却只能接受道德和良知的拷问。法律命人们认罪而道德令人们改过。

　　法律是一座天平，面对着平等的众人代表公平与正义。但由于法律自身有着漏洞和边界，所以这座天平也是有限的，盛不下那么多是是非非。当遇上法律大门紧锁的时候，我们应该辨别一下手中的问题，要么让它回归社会接受自然法则的考验，要么，就拿去道德的天平上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