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连同国家发改委、审计署重拳出击，公布了《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的八条措施》，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占坑班”和以跨区域为名收取的“择校费”再度成为重点治理对象。

　　这是国家有关部门又一次出重拳治理择校乱收费，但公众的反映并不热烈。据媒体报道，《措施》发布后，引来不少家长感慨：“教育部从2005年开始，就说三年内要终结‘择校费’，可到了2012年，还在下文。永恒的择校费究竟何时能解决！”

　　一边是文件严厉的措辞——这次是八条措施，两年前则开出了十条“禁令”，一边是择校费飙升的尴尬现实——去年有调查显示，北方某大城市择校费有的高达25万，教育部门发文治理择校乱收费，收效并不明显。为何如此？有舆论分析，这是由于禁令没有严格执行，但笔者认为，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治理择校热以及背后的择校乱收费，首先应该着眼于政府投入教育的行为，对政府不保障教育投入、不转变教育资源配置模式的行为严厉问责。惟有如此，治理择校乱收费才能走上正途。

　　众所周知，我国之所以存在择校热，是由于义务教育存在地区、城乡和校际差异，2006年9月1日实施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应把教育均衡发展作为首要责任，可是，在该法颁布之后，切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在一些地方演变为喊口号，其中就包括出重拳治理择校、治理择校乱收费。其实，如果一味把择校热归为学校和学生家长的问题，政府部门有推脱自身责任之嫌。

　　以近年来一些地方查处的乱收费案件为例进行分析，在有的地方政府部门看来，维持义务教育不均衡现状，是对自身“最有利”的。首先，好的学校可以借机收取择校费，由此可减少政府部门的教育投入，一些地方收取择校费（或巧立名目为“捐资助学费”）就是由政府部门和学校协同作战，学校要求家长交款到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再分成给学校，这类乱收费纵有媒体曝光，政府部门也不可能启动对自己的查处。其次，教育资源不均衡，为教育部门、学校提供了可以交换的资源，因为有好学校、差学校，所以才有“条子生”，进而有权势交易，如果学校都均衡了，择校的“资源”也不存在了。另外，政府部门官员的子女，在当前并不愁进入好学校，享有好的公办教育资源，如果公办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了，政府官员反而吃亏。在一些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国家，公办学校的办学条件是相当的，如果官员、富豪的子女择校，大多得出更多的钱进私立学校。可以说，在择校利益链上，政府部门成为最重要的环节。

　　目前，一些地方也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上做出了努力，可是，力度却远远不够，既未增加多少教育投入，也未根本转变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切实增加对薄弱学校、地区的投入。还有的地方是在整体教育投入不增加的情况，搞“贴牌”均衡，具体就是组建名校集团，以名校扶持弱校，这种均衡的结果，是可以想象的。

　　从过去7年多时间治理择校乱收费的实践看，一次次重拳都落空了，再沿着这样的治理思路治理，择校费确实要成为永恒的乱收费。真正出重拳治理，应该朝政府部门的教育投入水平、投入模式开刀，如果能切实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追究不履行教育投入和均衡责任的政府部门及负责人的责任，我国义务教育均衡问题早就缓和多了，择校热也不至于越来越热。

　　这也给《义务教育法》的执行提出新的要求。按照现行的《义务教育法》，问责政府部门的投入责任、均衡责任，权力在同级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这种问责，实质是老子问责儿子，这造成了《义务教育法》难以真正落实。因此，需要建立新的由人大机构进行问责的机制，对于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情况，人大有质询、监督的责任。

　　此外，包括教育投入（及投入方式）、学校收费等与老百姓相关的重大教育事务，都应该有由公众参与决策、监督的机制，其中，地区教育事务的管理、决策，应成立代表广泛的社区教育委员会；学校教育事务的管理和决策，应成立代表受教育者权益的家长委员会。在政府治理不得力的情况下，这种受教育者、社会力量参与的治理，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

　　熊丙奇（上海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