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广网北京2月27日消息（记者季苏平 庄胜春）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今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编著的一份研究报告在北京发布，这份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直指国有企业改革、金融部门改革等多项敏感议题，对中国未来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发出预警。那么，展望未来20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可以从中汲取怎样的营养呢？

　　2030年的中国，会是什么模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历时一年半的时间，联合编著的这份报告，试图针对中国增长模式的未来结构提出建议，交出一份跨越未来20年的宏大答卷。

　　正在中国访问的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出席了今天的发布会，在他看来，这份答卷的发端，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必然。

　　佐利克：到2030年，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从目前的5000美元左右提高至16000美元，那么其经济规模就相当于增加了15个今天的韩国。但是，我们应当警惕这种“直线趋势”。中国的领导人知道，目前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高世楫看来，这种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会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就是报告要解决的问题。

　　高世楫：虽然从全球角度来看，中国未来20年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属于较高的水平，但是与过去30年相比，将逐步回落到较高速度的增长。那么增长速度的回落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财政、金融、就业、企业盈利等方面的问题，与人口结构老龄化、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环境欠账以及外部失衡等等，这些都会给中国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严峻的挑战。

　　上周四，《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这项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如果不进行深层次改革，可能会面临危机。佐利克回应称，挑战并不代表危机。

　　佐利克：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可以实现软着陆，所以我不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存在危机。我觉得用一个更准确的词是，现在是一个转折点，中国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来源，而不是潜在的危机。我们的报告谈到的是如何安排改革的顺序、赢得公众的支持，创建反馈的机制。

　　那么，当这样一个转折点摆在中国面前时，应当采取怎样的改革路径？即使危机存在，转危为机的切入点又在哪里呢？

　　在这份答卷中，国有企业成为了破题的首要切入点。联合课题组中方负责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给予了国有企业角色的明确定位。

　　刘世锦：国有资本应该主要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其中既包括国防、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基础研发等有形物品或服务，也可以包括可靠的能源供给、交通运输和邮政等领域的普遍服务等政策性目标。

　　不过，如今在中国，握有上市融资、财政支持、准入门槛三大优势的国有企业已经扮演了远远超越这种定位的角色。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介绍了他们给出的解答思路。

　　佐利克：重新界定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作用，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目前，中国依靠市场和非市场手段共同构成了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激励机制，政府、国有企业和私营部门的作用缺乏明确划分。中国需要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政府的作用应该如何划分？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高世楫看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转变的时机已经到来。

　　高世楫：后发国家在追赶的初期阶段，政府职能的重点相对来说是比较明确的，主要提供基础设施等等有形的公共产品、实施必要的产业政策，培育市场、或者矫正、协调市场的失灵等等。随着经济发展，技术水平接近了前沿国家，那么追赶型国家引进、推广外国先进技术的空间就逐步缩小了。政府职能的重点，就应该转向提供诸如公平的制度，透明的规则，比较平衡的政策之类的无形的公共产品，以促进竞争，改善资源配置，改善各种主体的活力，降低风险与不确定性。

　　而对于国有企业和私营部门的具体改革路径，刘世锦也介绍了报告的主要思路。

　　刘世锦：应当加快推进国有企业股权的证券化，可考虑设立国有资本管理公司或投资基金，并加强对国有资本及其收益使用的管理和监督；另一方面，降低民营部门进入包括战略性行业在内的相关行业的门槛，以增强竞争、提高效率。

　　增强竞争，势必会遭遇阻力，那么，这样的改革建言是否有操作性呢，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对此并不担心。

　　佐利克：中国过去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依靠出口导向和大力度的投资，但现在需要在更大程度上依靠消费和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所以当我们在一些领域寻求一些机遇的时候，也需要寻求其它的一些团体对于这些改革的支持。在任何时候，任何经济在开始发展的阶段，肯定会受到来自各种利益集团的阻力。我作为前任美国的贸易代表，我可以说美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