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工永强，3年间到过4个城市，做过6种工作……

　　“短工化”的出现，让年轻一代农民工的流动性加强，也加剧了用工荒。

　　他们对大城市充满好奇与憧憬，带着希望与梦想相聚在这座城市……

　　短短三年“跳槽”五次

　　2月21日一大早，工永强和往常一样，起床、洗漱、烧水、喝茶、吃大饼……8时许，工永强走进一间正在装修的毛坯房，换上一套沾着锯末的工作服、戴上防尘眼镜、扎紧袖口，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工永强的主要工作是铺木质地板，按工作量收取劳务费，一个平方米6元，手法娴熟的他一天能铺40平方米，日收入240元左右。

　　20岁出头的工永强来自秦安县郭嘉镇一个僻远的小山村，高中毕业后他去过深圳、成都、西安等城市打过工，当过电焊工人，做过餐馆服务员，学过汽车维修，也曾在建筑工地打过短工，但每份工作持续的时间都并不长，最长的一份工作干了两年，最短的仅为几个月。

　　工永强在省外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深圳，他只干了两个月就辞职了，而之前在成都一家工厂打工的时间也不过持续了半年。

　　去年7月回老家帮父母收麦子的时候，听同村人说起在兰州搞装修很能赚钱，抱着试一把的想法，忙完夏收，工永强随同村的装修工人来到兰州，经过半年的学习，已成了拥有一技之长的“小匠人”。

　　在工永强的眼里，短工的工资高，而且干完活就可以结算，不用担心老板欠薪跑路，也不用担心做得不顺心无法辞工。每次接到的活三四天就可以干完，工资很快能拿到手，没活的时候还可以干点别的事情。

　　像工永强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大都受过高中以上教育，具有较强的规划意识，他们会反复权衡各项工作的利害得失，一旦有更好的去处，“跳槽”在所难免，“短工化”由此生根发芽。

　　长期从事农业经济学研究的兰州工业高等专业学校牛永红老师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所受教育程度相对高，对职业的期望值也高，随着农村生活的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的期望值也相对提高，他们变换工作的频率也高了起来。

　　“短工化”转型升级

　　和工永强一起合租房屋的杨海军，是一名潜在的“短工者”。两人晚上回到房子后交流最多的话题就是揽了多少活，每天能赚多少钱。

　　今年22岁的杨海军，是陇南礼县人。3年前高考落榜后成了一名农民工。

　　当时，为了让他学一门技术，家里花1000元找了个职业培训学校，把他送到天水一家机床企业做工，可杨海军很快发现他每天的工作只是给技工递递扳手之类的杂务，完全学不到技术，他二话不说辞了工，拿着手中仅剩的300元钱来到了兰州。到兰州后通过朋友介绍在东部鞋城一家皮鞋店做起了库管员。

　　在兰州的3年间，他先后换了6 份工作。从东部鞋城出来后，在兰新灯具城干了半年多；之后在铁路局龙马灯饰城干了三个月；2010年下半年做了半年的销售工作；2011年又跳到一家快递公司做了半年；去年下半年跳到一家地板销售企业工作至今。

　　像杨海军这样的外来务工者是“短工化”队伍的构成人群之一。

　　越来越频繁的员工流动，让用工单位备感压力。一家销售企业负责人王来军深有体会：“现在的员工就像‘游击队’，刚来几天就跳槽，人力资源部门忙于应付招人，一年下来，企业的数十号员工几乎都变成了新面孔。”

　　王来军介绍，“短工”从业者大多是通过熟人介绍等方式来寻找工作机会，渠道过于狭窄，“短工”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比较松散，个人权益容易遭到侵害。

　　据劳动部门调查显示，“一人多岗”在非全日制就业人员中十分普遍。这有利于灵活选择职业，使收入得到提高。

　　职场业内人士雷波分析说，目前专职打“短工”的人还有一部分是学历高、有专业技术的高层次人才，他们不想被某一种工作束缚。

　　牛永红说，解决问题的根本是体制的调整和法律的规范。比如改革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规范劳动合同、稳定劳动关系和维护农民工权益等。

　　“短工化”与“用工荒”

　　2月25日上午，省人力资源市场的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在求职者中，不乏成熟稳重的60后、70后和追求梦想的80后、90后。

　　21岁的赵红艳来自古浪县大靖镇，高中毕业后，来兰州第一年在一家星级酒店从事服务业，后跳槽至一家汽车销售店当了两年的客服，年后她再次将工作辞去，又一次踏上了求职路。

　　“招聘酒店管理人员……”赵红艳看见城关区一家餐饮连锁机构打出了这样的招聘启事，决定试试，经过10分钟的简单交流，招聘方决定给赵红艳一次机会，先实习半个月再议。

　　这家企业的招聘负责人周彦文说，单纯的工作经验不再是求职的法宝，求职者最好有“短工”经历。许多服务型的行业需要的是综合素质优秀的员工，即便专业不相关，只要个人素质优秀，一样会被录取。

　　“现在用工单位招工很难，而要想招到一批能够踏踏实实、有长期工作意愿的年轻工人更难。半年前，我们招收了20名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的服务员，但年前就有近一半的工人中途辞职了，由此给公司造成了很大损失。”周彦文无奈地说。

　　对于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赵红艳看上去似乎很平静，因为她对前两份工作的环境和薪酬都不满意，工作时间长不说，还经常要忍受顾客的指责。

　　继续穿梭在求职者的人流中，这次赵红艳想找一份更适合自己的工作，但至于具体做什么样的工作更好，她也说不清楚，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计划找份文员之类的工作吧，感觉比较轻松，应该比较适合女孩子干，合适的话就先干一两年再另作打算。”赵红艳说。

　　近年来，外来务工者年轻化、高学历化，也是“短工化”的原因之一。有关调查显示，35岁以下的农民工占到了总数的四分之三，55%的农民工拥有中职中专、中技或高中学历，还有13%的为大专或本科学历。

　　城关区一家广告公司的招聘负责人卢敏历经数场招聘会，最大的感触是：“招到合适的员工很难。”她说，“用工荒”之所以频繁上演，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新生代农民工流动频繁，使就业“短工化”趋势加剧。

　　卢敏认为，求职者经验过于丰富会导致跳槽频繁，这样会增加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不利于管理。

　　在谈到如何缓解“短工化”的问题时，牛永红建议，需要制度建设来“兜底”，要公共服务来“保驾护航”。一方面企业要努力为工人提供发展空间，满足工人在薪酬提升等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要加快制度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创造“归属感”。

　　■本报记者 朱玉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