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灵

　　近期，关于中国商品中含税过高的议论成为社会热点话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对此解读称，中国主要征流转税，属间接税，而发达国家则主要是向居民直接征税。此外贾康强调，中国商品含税高，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总体税负就比发达国家重。衡量一个国家宏观税负水平，通常使用指标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011年，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在30%左右，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国总体税负水平仍处于合理区间(2月27日《人民日报》)。

　　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来论证我国宏观税负并不重，这种论证方式看似有力，实则似是而非，因为其中有太多的逻辑错误。首要错误是，简单地把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等同于税收收入。理论上讲，在预算管理规范、政府权力受到严格约束的国家，两者可画等号。但我国则不同，税收收入只是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中的一部分，还有不少如土地出让金、罚没收入等政府可支配的收入，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客观上减少了真正意义上政府财政收入的总量。

　　其次，相比于发达国家来说，我们的政府财政收入中，还有一部分更为隐蔽的政府可支配收入，并没有纳入其中。按照国资委公布的数据，2011年我国央企全年累计实现利润为9173.3亿元，但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高达6086.4亿元。也就是说，央企创造的利润绝大多数并没有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在客观上减少了政府财政收入的总量。现在的问题是，在计算宏观税负水平时，这部分原本应该属于财政收入的部分并没有纳入其中，而且由于央企多处于垄断的要素市场，其创造的利润反倒在客观上额外增加了公众的“准税负”。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税负水平是否合理，不是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高低作为衡量标准。这是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无论是税还是费，都是来自公众的贡献，而按照“无代表，不纳税”的基本原则，公众之所以愿意通过纳税为政府贡献其可支配的财政收入，是因为公众要求政府除了扣除必要的运行成本外，必须将公众贡献的所有财政收入转化为公众可享受的公共福利。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征到很高的税，恰恰是因为其有“高福利”作为“高税收”的对价。

　　从这个意义上讲，税负的高低，不在于其占GDP比重的绝对数，而是公众所承担的税负是否与其享受的福利相匹配。如果两者相匹配，那么“占比”再高，公众也感觉不到税负有多重。反之，如果两者不匹配，说明政府额外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成本，那么再低的“占比”，在公众的现实感受中，也是很重的税负水平。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的税负和公共福利的匹配度，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

　　这样看来，简单拿一个“占比”来进行比较，既不能证明什么，也不能否定什么，因为两者的比较并不在一个逻辑层面上，违背了“异类不比”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