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蒲薇

　　编者按

　　本报“加快国际化进程思想再解放大讨论”系列报道在持续了近半个月后已近尾声。各方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各抒己见，为成都加快国际化进程建言献策。报道虽已近尾声，但成都在新形势下加快国际化进程的实践才刚刚起步。

　　起步之时，有些问题需要进行进一步深入的探讨。比如，成都这次提出加快国际化进程有何时代背景？成都为什么必须要加快国际化进程？加快国际化进程应从何处着手？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干部作用？等等问题。我们相信，这种讨论将有利于统一认识，形成合力，从而在加快国际化进程的实践中提高效率，兼顾公平，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

　　本报从今日起，推出“首席记者深度观察·加快国际化进程大家谈”系列报道。报道将从“转折点上的关键抉择”、“立足成都，放眼世界”、“加快国际化干部是关键”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希望这组报道引发大家对加快国际化进程进行持续、深入的思考，为成都这一重大的战略抉择提供智力支持。

　　一座城市的发展道路是漫长的，但关键处往往只有几步。

　　历史总是会给每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一些机会，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就有机会崛起；如果天予不取，那么不只失去机会，更可能反受其咎。

　　从世界发展历史来看，许多国家、地区和城市的崛起都是抓住了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历史性机遇，实现超常规发展。

　　芬兰历经恢复战败创伤，努力工业化，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通过推动现代化和国际化，以高科技为动力，建设外向型经济。上世纪90年代，芬兰电子工业迅猛发展，被称为“北欧的日本”。

　　英国工业化之后，丹麦王国变成供应城市的农村。丹麦面对国际新局势，开创新局面，改造农村，革新农产品加工，完成了现代意义的农村崛起。

　　新加坡本是马六甲海峡一个既小又穷、文化水平不高的华侨聚居区，通过积极推动改革，吸引国外投资，一跃成为东南亚的明灯。新加坡崛起，新闻称为奇迹。一位英国教授说，没有奇迹，只有常规，按照先进经验办事，唯一条件是民主开放。

　　这些事实说明，历史不只是线性地发展，它同时充满着跳跃性发展的可能。北欧诸国和新加坡等国正是抓住了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历史性机遇，从而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所以，要跨越式发展，要后发争先，首要条件是开放、开放、再开放！

　　国家如此，城市的发展也是如此。

　　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给了城市更多的机会。如果不是处于全球化的时代，居于一隅的城市发展难以跨越地理的局限。一个懂得把握机会的城市，必然具备放眼世界的敏锐眼光，顺世界大势，扬自身优势，为自己创造崛起的契机。

　　成都现在面临着重大机遇期。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的经济危机必然伴随着新的国家和城市的崛起，不少之前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在危机中实现赶超。另一方面，全球城市的崛起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本轮金融危机的发生，在全球城市层面的大洗牌也正在酝酿，一批高端枢纽城市在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最大，至今难言完全重振；而一批以创新见长的城市则进一步脱颖而出呈现出引领发展的能力，在现实中撼动了原来的世界城市等级体系。

　　纵观历史，凡是在危机中转危为机、抢抓先机的国家和地区，通常都实现了率先复苏和赶超。

　　1989年泡沫经济危机后，日本政府顺应国际形势，鼓励发展短期效益并不明显的文化产业，日本的动漫产业迅猛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产值超过汽车和钢铁的强大动漫产业；东京的秋叶原成为与时代尖端产业同步的电器大街。泡沫经济破灭之后，东京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日益衰退，但却凭动漫和时尚产业再度崛起。

　　从世界范围看，我们正迎来新一轮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革命浪潮，面临产业转移和技术变革的重大机遇。这轮国际金融危机将开启新一轮世界性大城市兴衰消长、新旧更替的变化格局。

　　对成都这样相对后发的城市而言，这次危机其实是“机”大于“危”。我们应当为正在兴起的技术革命浪潮和必将到来的世界经济繁荣周期，提前布局、做好准备。

　　成都正面临机遇。机遇之一：国内外掀起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国内外经济格局深刻调整，世界经济的重心加速东移。这意味着世界流动性东聚，导致国际产业的再次转移。而且，与上一轮产业转移不同的是，这一轮转移可能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出现向中国和东亚地区的转移。

　　机遇之二：当今的世界城市化进程的特征之一，就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条件下，各种经济资源的全球流动，打破了国家的界限，城市之间的经济网络开始主宰全球经济命脉。在这个网络体系当中，主要的节点城市（即全球城市）是具有战略性地位的。现在全球主要的资源都是通过这些全球城市在进行流转、配置。

　　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地提高，已成为世界经济平衡当中的重要一级。另一方面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不断推进，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城市作为承接全球生产力向我国延伸的主要空间载体，已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国际性舞台。我国全球城市的崛起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特别是以成渝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标志，我国的对外开放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转型，由过去的“向东向南沿海开放”转为“向东向南沿海开放和向西内陆开放并重”的态势。这意味着，西部地区与东部南部沿海地区从国家战略层面上站在了同一起跑线，谁能在加快国际化进程中占得先机，谁就能从国家战略层面获得更多的支持。

　　成都提出打造具有全球比较优势、全国速度优势、西部高端优势的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的发展定位，省委对成都发展提出的“加快建设开放型区域中心和国际化城市”的重大要求，正是要抢占这一先机。

　　从内在发展来说，成都一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了加快推进国际化进程的良好基础，另一方面又有走出去寻求更大的市场和机会的迫切需要。

　　首先，成都受益于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的宏伟实践，面临交通区位优化和天府新区建设的重大机遇。特别是贯通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着力突出成都的主枢纽地位，大大拉近了成都融入世界的时空距离，显著提升了成都的区位优势和辐射能力。

　　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当前无论是纽约、伦敦还是东京，都在周边形成了一个城市区域，依托于这个城市区进一步地壮大发展。而从当今我国的区域经济格局来看，成德绵乐地区完全有可能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京津唐四大城市群后的中国第五大城市群，成为成都加快融入世界的强力后盾。

　　如今，成都已经集中了全省1/6的人口和1/3的经济总量，占到了西部地区生产总值的8%，作为西部经济的增长极已经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但增长极的地位还不够核心、功能还不够强大。其中，经济外向度只有30%，参与全球生产链条和国际经济合作还很不充分。

　　成都需要更大的市场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走出去，才有机会。

　　成都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成都加快推进国际化进程，既有既定目标，又有现实基础。成都已站在发展的转折点上。加快推进国际化进程就是在这个转折点上的关键抉择。成都新一轮发展的紧迫任务，就是大力推动国际化进程，加快建设开放型区域中心和国际化城市。紧扣“充分国际化”这条线索，成为西部地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成为世界了解西部的“第一窗口”，成为全国和全球产业、资本、人才汇聚西部地区的首选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