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海建

　　9名高中生“男女生混合待在女厕所厮混”，学校给予劝退处理，家长的质疑却是“处罚太重”，甚至反问“孩子们想不开，出事怎么办?”在一众网友留言中，也多有诘问之声，“都是孩子，有必要劝退吗?”

　　不是所有的头疼发热都能用感冒药来治，同样，不是所有的“孩子问题”都适宜赏识教育来纠正。这些年，基础教育在从传统向现代转身的过程中渐有矫枉过正之势，将人文教育、人本理念庸俗化兑现为“不打不骂”，满耳“你很棒、你最好”的矫情之声，教育的维度只剩下一朵小红花和两朵、三朵的区别。结果有三:一是问题学生有恃无恐，料定校方也不会拿他怎样；二是一线教育工作者如林黛玉进贾府，唯恐一言一行伤了被教育者的“自尊”，除了表扬、就是忍耐；三是教育理论大谈“没有教不好、只有不会教”的歪理，抽象地前置诸多义务，而不赋予教育者应有的权利。

　　“男女生混合待在女厕所厮混”，虽无须上升到卫道士的高度来诧异，但确属严重违纪行为。这样的处罚，学校还坚持认为“抽烟是小事”，只不过“关键是在什么地方”——可见，校方的容忍点已经很低很低。严重违纪了，该不该处罚、该怎样处罚，公道自在人心。但可以反问一声的是，若不处罚、或不劝退，其他学生的家长答应不答应?当然，公意未必就是真理。但劝退既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教育。如果放任自流、抑或轻飘飘口头责罚，谁能保证“厕所厮混”的错误不会升级?

　　纲纪有威严，秩序才会被敬畏。首都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院长劳凯声教授早就提出，“不能把维护学生的人格尊严与学校必要的教育惩戒对立起来，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不能否定学校和教师对学生合法的教育惩戒”。健康的教育方法当有两个维度，一是奖励，二是惩罚。眼下的中国基础教育之所以“缺钙”，恰恰在于合法惩戒权的缺位。惩戒不是目的，而是教育的常态手段，它告诉孩子犯错是要付出代价的、而有些错误的代价大到需要终生铭记。

　　从某种程度上说，劝退其实也是一种善意的教育——这就如同大街上司空见惯的标语，“处理违章不留情、看似无情最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