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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迟滞的日本镜鉴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2月29日06:30  东方早报

  霍建岗

  上世纪80年代,日本著名的“前川报告”已经警告日本经济要实现结构性转型,将发展的重点转向服务业等,扩大内需,减少对外需的依赖。但时至今日,日本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制造业出口。全球化也意味着资本与产业转移的门槛大大降低。既然在国内生产面临高成本压力,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转移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日本企业的海外转移从大企业起步,现在中型企业也大规模向外走,产业空心化越来越严重,直接影响到国内就业与政府税收。

  老龄化也是日本发展的桎梏。直接的影响就是消费萎缩。不仅老龄人口增加,总人口也呈现逐步萎缩的趋势,日本制造业不得不依靠外需,这就使得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更无从着手。

  从政府决策角度看,在进入经济停滞阶段后,关键是如何根据新形势与时俱进,但遗憾的是,日本政府的对策不够高明,说到底,是改革的滞后。

  其一,迷信高速增长阶段的“投资法宝”。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公共投资比重高,是欧洲国家的10倍。GDP增长相当大一部分也靠这种投资拉动。而上世纪90年代,日本不惜大举增加国债水平,通过投资基建来刺激经济。这个阶段的政府投资,效率极其低下,无法激活经济,反而滋生了许多腐败。其结果只是让日本债台高筑。小泉时代曾想扭转这种趋势,但遭遇重重阻力,小泉下台后,无论是安倍、麻生,还是鸠山、菅直人,实际上仍走老路。

  其二,对既得利益阶层无可奈何。比如官僚,在经济赶超阶段,官僚起到了较为正面的作用。然而经济停顿之后,这种权力就成为经济活力提升的障碍。议员希望为地方争取基建项目来争取选票,于是官僚通过与议员合作,将资金投入该地区,来争取好处。这是日本版的“跑部钱进”。拮据的财政资源被利益集团随意分配,必然造成需要的地方无法获得。同时政府通过各种规定来对行业进行限制,直接损害了经济活力;他们也成了抗拒改革的主要力量。但因他们在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导,即使是最权威的小泉在位时,也无法动摇他们手中的权力。

  其三,对老龄化与人口减少缺乏正确应对措施。

  其四,对进一步开放畏首畏尾。投资不足一直是日本经济的痼疾。此时最理性的做法应该是引进外资。但日本却对外资始终抱有敌意,对外资进入有许多明的暗的障碍。再如日本劳动力减少,按常理应引进劳动力,但却仅有几个劳务引进的窗口比如菲律宾的护工行业,门槛之高令人咋舌,以至没有几个人能够通过日本有关的考试得以进入日本就业。近几年,首相屡说要实现“第三次开国”,意思是要实现更开放的日本,但时至今日,还是说得多,做得少。(摘编自2月27日《瞭望新闻周刊》,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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