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特约评论员 顾骏

　　2月27日，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宣布从3月起进行出租车运营体制的改革，重点之一是“落实出租车驾驶员的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社会保障权”。研究该项改革的目标和措施，可以明确判断，雷打不动的“份子钱”体制，将伴随出租车汽车行业集体工资协商制度的建立，而发生重大调整。

　　目前，我国出租车行业是城市公共交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出租车又是一个劳动关系较为紧张的行业，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缴纳过高份子钱后，驾驶员靠超时工作维持收入，休息权没有保障、职业病普遍等重症顽症。此外，因为行业吸引力下降，用工紧张，企业怕驾驶员“用脚投票”，不敢严格管理，导致服务质量下降，拒载、宰客等现象增加；甚至因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工资协商不充分、成本增加主要由驾驶员“消化”等，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凡此种种，也造成市民对这一行业的不满。

　　其实，出租汽车服务作为公用事业的一部分，本来就不是纯粹的市场行为，出租汽车牌照数量由政府管控，带有“特许经营”的性质。在一些大城市，大型出租汽车企业更是“国有控股”，政府“卷入”颇深。可以说，这个行业的问题真正是一个“政府眼皮底下”的问题，不但看得见，而且感觉得着。

　　可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各方明知出租汽车行业问题重重及其关键所在，明知驾驶员要求和市民需求的所在，却缺乏化解矛盾、缓和紧张的动作——既不增加牌照数量，更不开放兴办新的出租汽车企业。相反，好像更在意于维护体制不变：油价上涨时，出台“油价补贴”，虽然时常只是临时的，但拿着纳税人的钱贴补出租车企业，形同把牌照当成旱涝保收的免死牌；遇到企业招工难，会出台允许企业使用非户籍劳动者的政策，这虽然有助于消除就业市场上长期存在的“户籍歧视”，但忽略了地方政府解决市民就业、维护市场秩序、协调劳动关系、促进群体和谐的责任。

　　说白了，出租车行业的诸多问题“万变不离其宗”：在行业内部就是利益失衡问题，在行业外部就是行政垄断加监管缺失问题。只要垄断不破除，行政监管又不到位甚至偏袒企业，利益失衡就不可能解决，出租汽车行业的公共性质就难以体现。

　　基于这样的情形，公众对“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出租汽车行业体制改革，不但叫好，而且充满期待，因为大家看到相关部门抓住了其中一个关键点：用交通部副部长冯正霖的话来说，“我们将加强出租汽车经营成本核算，督促出租汽车企业按照权责对等、风险共担的原则，合理确定出租汽车经营承包费用。”利益挑明了，病根找到了，无论休息休假、社会保障等权益本身，还是作为权益实现手段的劳动合同制度、工资协商制度，都有了落实空间，驾驶员权益得到了维护，其工作积极性和服务质量也会提升。

　　然而，这只是开始，行业内部的利益失衡，是在更大的制度框架之内发生的，要发展出租汽车行业，完善公共交通，还有许多瓶颈有待突破。比如，在城市公共交通中，出租汽车服务的性质究竟如何定位，到底以公益性为主，还是营利性为主，如果两者兼而有之的话，平衡点又在哪里？大型出租汽车公司掌握大量政府提供的营运牌照，靠某种行政垄断获得竞争优势，却又发行股票上市，并以股东利益为首要考虑，这同这一行业的公共性质是否般配？既然可以上市，是否就应按竞争性领域的特点，取消管制？如果不取消管制，增加牌照数量，促进充分竞争，是否有助于这一行业健康发展？等等。

　　可以说，出租汽车行业的体制改革，从工资集体协商开始，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但只有这一个突破，难以真正实现行业健康发展，公众期待着后续更大的动作。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