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仰仗刑诉法的“关照”，还不足以实现看守所的“华丽转身”，对于未决羁押问题的专门立法，无疑是细化刑诉法对看守所工作要求的正确的途径，因而一部《看守所法》的制订似乎已经是历史的必然了

　　□孙皓

　　在1996年的刑诉法中，看守所是个不折不扣的次要角色，正是立法层面的漠视，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看守所沦为“配角”，屡屡为侦查办案机关“做嫁衣”，落下了侦羁不分的诟病。在本次刑诉法再修改中，看守所不仅被赋予了相对独立的诉讼地位，还被视作保障人权的重要一环。但是，仅仅仰仗刑诉法的“关照”，还不足以实现看守所的“华丽转身”，对于未决羁押问题的专门立法，无疑是细化刑诉法对看守所工作要求的正确的途径，因而一部看守所法的制订似乎已经是历史的必然了。那么，看守所的立法方向又在哪里呢?

　　刑诉法对看守所的定位

　　在本次刑诉法再修改中，虽然关于“看守所”的语句出现次数不多，却句句切中要害。有限的几个条文，为看守所的主要功能描绘出了轮廓。这几个条文对于看守所的角色定位，可以归纳为三句话，即“看守所主要是承担未决羁押的场所”、“看守所是独立的羁押场所，不依附于其他办案单位”、“看守所是预防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现象的重要场所”。这三句话，就足以将看守所从诉讼程序中的“配角”转换为不可或缺的“主角”。

　　第一，看守所主要承担的是未决羁押职能。在新法执行编中，看守所羁押已决犯的范围由“剩余刑期1年以下”降低为“3个月以下”。当年的立法之所以确定1年的标准，主要是基于交通不便的现状，以便减少因人员转移而造成的麻烦。时至今日，经济社会的高度发展早已经使这个理由不成立了。而羁押过多的已决犯，不仅会给看守所平添工作的负担，更会影响到未决犯的权利待遇。同时看管已决犯和未决犯，难免会在管理措施、日常制度等层面对待两者趋同化。然而，未决羁押的适用，应当与无罪推定原则保持一致，带有预防性，不能等同于刑罚。很显然，看守所的现实情况是很容易混淆两者的，形成了与监狱“同质化”的倾向，未决犯难以被视为无罪的人看待。因此，年限上的变化是为看守所“松绑”的一种信号。作为“代为执行”的看守所，本就不应将刑罚职能作为工作的重点。今后的趋势，也必将是把已决犯逐渐“归还”给监狱。

　　第二，看守所是独立的羁押场所，不依附于其他的办案单位。在本次刑诉法修改中，辩护律师申请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安排会见的主体被明确为看守所，而不再是办案单位。这意味着辩护律师如果想会见自己的当事人，不必再看办案人员的“脸色”，看守所会提供便利。这也是在告诫所有人，看守所是独立的羁押场所，不是任何办案部门的附属机构。人们总是在争论是否应当将看守所剥离出公安机关，而这个命题的本质就是侦查与羁押的分离问题。侦查与羁押如果掺杂在一起，看守所就一定会对办案部门的破案、取证等行为不遗余力地予以配合，而对辩护人一方则百般刁难，造成控辩力量的失衡，使羁押沦为侦查手段。看守所的羁押，对于在押人员来说，本身就是一种痛苦，意味着对自由权利的剥夺。而在押人员在失去自由的同时，其他权利一旦受到不应有的侵害，就超出了未决羁押场所应当限制的权利范畴。而刑诉法中强调由看守所来安排会见，看似只是保障了律师的执业权利，却“四两拨千斤”地给侦羁分离问题定了调子。

　　第三，看守所是预防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现象的重要场所。刑诉法要求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拘留后，应当立即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24小时。此外，羁押后的讯问只能在看守所内进行，一旦进入看守所，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实际能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看守所也就成为了预防刑讯逼供的“前哨阵地”。因此，竭力压缩犯罪嫌疑人在办案单位控制下的时间，自然也就成为了避免非法取证的关键。而对办案单位提外审的禁止，也打消了部分办案人员试图把嫌疑人带出看守所，方便施加压力获取口供的“如意算盘”。

　　看守所立法的重点

　　刑诉法难以做到面面俱到，因而有必要通过未决羁押问题的专门立法，来细化对于看守所的定位。看守所立法就是要从细节入手，使刑诉法的意图得到贯彻，而不至于被人为扭曲。看守所立法至少在以下几点，可以有所作为:第一，对于已决犯代为执行的条件予以明确。既然是“代为执行”，就不能理解成不加限制的“一刀切”，必须保证看守所“以羁押未决犯为主、已决犯为辅”的大原则。看守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未决羁押上，除了满足余刑3个月的刑期外，只有因特殊情况不便交由监狱的，才可留所服刑。此外，在所内严格贯彻分管分押原则，对目前某些看守所因未成年人数过少，从而与成年未决犯混押的情形，必须予以禁止。可以考虑将未成年人、女性、精神病等特殊在押人员，在较大的行政区域内指定于某看守所或监区集中关押。

　　第二，对于异地抓捕后的临时羁押予以明确规范。对于某些异地抓捕的嫌疑人，办案人员可能很难做到24小时之内交付本地看守所，这是现实条件决定的。如果异地看守所不能予以配合，刑诉法的要求难免会落空，既辜负了法律对看守所的希冀，又为有法不依提供了借口，影响了刑诉法的公信力。

　　第三，规范辨认、指认等原因临时出所的行为。尽管刑诉法不允许办案人员在看守所外开展讯问活动，但并没有禁止因指认、辨认等侦查需要而将嫌疑人临时带出看守所。可以想见，个别办案人员肯定会借指认、辨认之名，行讯问之实，非法取证行为还是难以消弭。故而，既要严格审查临时出所的真正原因，建立审慎的控制机制。对于没有必要出所的，辨认、指认活动可以在所内利用技术条件完成；一旦嫌疑人获准临时出所，归所时必须进行严格的身体和心理检查，以判断其是否在离所期间受到非人道待遇，并且留档备案。

　　第四，规范所内讯问条件。讯问活动被限定在看守所内，意味着监所必须提供足够的讯问室，以现有的条件来看，尚不能满足需要。因此，有必要拓展讯问空间，而且绝不能因此牺牲律师的会见权利。为了避免在讯问时办案人员运用“车轮战”等方式变相逼供，看守所还应当明确在押人员的作息制度，确保其饮食和休息时间。尤其讯问时间应当有所控制，除了极其特殊的紧急情形，严禁办案单位在夜间讯问。此外，对于讯问的录音录像应当由看守所方面接管，实现对讯问过程的全方位监控，杜绝普遍存在的“打了不录、录了不打”现象。既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提供了客观公正的依据，在某种程度上也保护了办案人员。

　　总之，在如今的刑事司法程序中，看守所也不再是个“配角”，需要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而看守所法治化进程正是实现其由“配角”向“主角”身份转换的一种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