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若干次重要网络事件的教训之后，已经有更多的人开始自觉地在信息传播中扮演质疑者的角色，舆论的“自净”功能已经开始形成。

　　几天前，一则堪称“恐怖”的消息在网络及媒体上流传：重庆青年舒某自称2月中下旬来到东莞，2月19日晚上突然失去了知觉，昏迷4天后才在一家旅馆醒来，并且发现自己身上多了两万元。舒某随即打车到就近医院进行检查，经过CT扫描后发现其左肾被人为切除。

　　如此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自然极具在网络世界传播的动力。随后几天内，以“昏迷”、“割肾”为关键词的网帖、微博便在网络上迅速传播，一股掺杂着担忧、惊惧、谴责等复杂情绪的氛围，也随即在网上弥散开来。

　　2月28日，事件出现戏剧性转折，被“割肾”的舒某对从重庆赶来探视的父母和东莞警方承认，肾是他自愿出卖，并获得2万元报酬，而所谓“昏迷4天被割肾”，则是他自编的谎言。

　　舒某至今不肯向父母和警方谈及他出卖肾脏的原因，但无论如何，一个健康青年以区区2万元的代价出卖自己的重要脏器，即便确系“自愿”，其背后隐藏着的都注定是一个无奈或悲情的故事。对人体器官的任何买卖行为皆为非法，而从谈价、取肾，到出售、移植等一系列复杂的程序，能够在非法却隐秘状态下完成，其本身就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就在昨天，一桩媒体所称的“全国最大出卖人体器官案”，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提起公诉，打击人体器官非法买卖的行动正在走向深入。

　　如何打击、防范、杜绝人体器官的非法买卖，牵涉一系列复杂的伦理和法律课题，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待解状态。而仅就本案而言，从中发现和研究新环境下的舆论“自净”功能，也是值得重视的观察角度之一。

　　“昏迷4天被割肾”这样的耸动消息，极易在新的舆论环境下广泛传播。以往也确实有类似的消息被不恰当地过度传播，且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简化、强化，使其越趋极端和耸动，以致引发不必要的恐慌情绪。

　　而这次事件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就在戏剧性的转折出现之前，网友的跟帖和再传播过程中，对事件中过分离奇、悖谬的细节，就始终存在着质疑和警惕。虽然这些质疑的声音在数量上并不占优，但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提醒和制约，使其没有导致无法遏制的爆炸式传播。传统媒体的报道也相对慎重和严谨，除对事件当事人及警方的陈述进行如实报道外，没有进行过度的猜度和渲染，起到了与网络传播之间相互质证和平衡的作用。

　　这样的舆论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不实信息的传播，抑制了社会恐慌情绪的产生和扩散。甚至，舒某最终承认“自愿”卖肾和自编谎言，以致事件真相大白，也和这种舆论氛围有关。舆论对谎言的质疑，自然会对其制造者产生压力，反之如果谎言被不加怀疑地大肆传播，造谣者也必然产生将错就错的投机心理，以致谎言难以揭破、真相难以呈现。

　　这一事件自有其特殊性，未必可以引为普遍的规律。但信息传播功效的骤然放大，使任何参与者都面临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在参与信息传播的同时，学会甄别信息的真伪、判断再次传播的利弊，甚至参与对虚假信息的质疑、证伪，是大多数有责任心的参与者都应该掌握也愿意学习的“基本功”。事实上，经过若干次重要网络事件的教训之后，已经有更多的人开始自觉地在信息传播中扮演质疑者的角色，舆论的“自净”功能已经开始形成。如何发现、尊重、维护这种自净功能，则是舆论引导和管理的新挑战、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