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季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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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设计，立法权的行使以目的为本位，具有政策指向，容许政治妥协;行政权的行使强调等级、效率、能动性以及灵机应变;而司法权的行使则以严格遵守法律为前提条件，为制度的妥当运作划出刚性底线。在具体问题的决定上，审判机关只对法律负责，并且享有终局性判断的权力。这既是规范整合化的需要，也可以确保个案处理过程及其结果可以还原、验证、再现，从而使问责成为有的放矢。

　　如果审判机关不是这样定位，司法被群众政治化了，个案处理都是非正式的法外行事，甚至以当事人的满意度和群众感觉作为决定的依据，那么无论在形式上如何强调责任，无论罚则的规定如何严酷，都将演化出一个谁都不负责任的局面，也很难依法追究任何人的责任。基于同样的理由，无论如何防止司法腐败，都将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如果把司法权也投入迎合群众的疑似民主主义的坩埚里去搅拌，那么理性和自律精神就会加速融化，对物质的欲望、追逐眼前利益的短期行为、民粹主义以及情绪化舆论就会急遽膨胀，过不了多久，得到的将只有所谓“众愚政治”的苦果。就像“面包与马戏”政策、温泉宫里的奢靡社交以及角斗场里的嗜血狂欢导致罗马帝国走向衰亡那样的“众愚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