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日，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在院门外建起一座“婴儿安全岛”，作为弃婴接收设施和临时庇护场所，对此，有人认为会变相纵容弃婴行为。该福利院院长韩金红也曾纠结，他说印象中的弃婴，大多躺在纸箱或编织袋里，有些被发现时已遭流浪猫狗啃食。最终他用一句话说服了自己和同事：“我们改变不了遗弃行为，但可以改变遗弃的结果。”（2月29日《中国青年报》）

　　“弃婴岛不会出现在地图上，但它在路的尽头等着你”，这是“弃婴安全岛”新闻的开篇语。没有尖锐犀利的道德谴责，却有一种让人绝处逢生的人性暖流，温暖人心。这么说，不是要放弃对弃婴行为的谴责，而是当遗弃行为已然发生时，怎样通过另一种更人道的救助方式，让被遗弃的孩子拥有生存权利与生活尊严，这是作为个体生命的基本权利，也是社会救济保障之责。

　　但弃婴安全岛引发的生命伦理争议，却远远不是一两句“人道救助”就能够完全平息的。坊间有一种声音就认为，弃婴安全岛变相纵容了弃婴行为，“鼓励了不负责任的人做不负责任的事”，可能导致弃婴数量的增加。这似乎是对人性的自然揣度，却也将是否应该设立弃婴安全岛，变成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疑问。

　　不过，丢弃自己的骨肉，从来都是生命伦常的悲情，更是每个个体及家庭记忆中的不可承受之重。这应该是基于人性伦常、人类共同情感的判断。也因此，就算我们难以阻止遗弃行为的发生，却也不敢断言，这种行为会是轻易决断的结果。

　　没错，遗弃自己的骨肉，表面看上去只是一种简单的道德问题，是一种个体乃至家庭的行为选择。它需要法律遏制，但却也必须看到，这一违背人性伦常的残忍举动背后，其实还包裹着更深层的贫困、疾病、救济、伦理、文化等复杂因素。拨开生命伦理、良心道德的层层迷雾，往往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深藏在这些被弃婴儿的身后。比如残障、贫困，比如未婚生育，这是这些个体及家庭遭遇的具体而微的困境。

　　人们当然可以轻易地批判弃婴行为，甚至可以从法律的角度去追诉。但任何生命伦理的悲情故事，从来都不是个体选择导致的悲剧，而更是一种社会现象。无论是此前发生的白领母亲溺死双胞胎脑瘫儿，还是医生救活脑瘫儿反被打，这些生命伦理故事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对任何个体而言，倘若在恶劣的环境中不能得到社会的有效救助，就越容易陷入一种非自力所能把控的伦理困境中。

　　母亲为什么杀死自己的脑瘫孩子？父亲为什么反对救活脑瘫婴儿？为什么面对一个残障的孩子，有家庭会选择遗弃？这并不是简单的个体选择，更是在拷问社会公共救济、慈善救助以及法治帮扶等制度设计。倘若公共救助的伦理缺失，陷入精神与物质双重危机的家庭，又该如何坚守自己的人伦责任？

　　一个真正尊重生命、具有人道精神的社会，当然会尽力减少乃至消弭这些家庭遭遇的困境。设立弃婴安全岛，其实只是社会救济体系的小小一环。更多的，比如发展社会经济，减少贫困，减轻贫困带给残障儿家庭的压力；比如建立更完善的社会救济、法治帮扶、社区救助、慈善救济体系，确保遭遇残障儿困境、未婚生子的家庭，得到社会援助；此外，培育更健康积极的社会生态，进行科学有效的道德、文化、生命教育，让更多人群更负责任、更理性地看待家庭责任、生育与生命。

　　伦理困境从来都不仅是弃婴安全岛的真问题。相反，我们更应从中反思，究竟该怎样建立健全类似安全岛这样的社会责任体系，怎样完善相应的社会福利系统，又该怎样建立一种生命权至上的社会生态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