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曹静 黄玮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讲坛龙年第一讲，聚焦“文化强国”这一宏大命题。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发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召，于此背景下，以历史的视野来解读“文化强国”，让第51届文化讲坛既凸显了时代意义，又承载了历史厚重。

　　著名作家王树增从“文化之本”着眼，仰望了一个民族发展、强盛所应该具备的精神力量与道德高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小南以“回首”的方式，引领观众看到一个她所解读的宋代，正所谓“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围绕着“文化强国”的关键——文化软实力，直抒己见。

　　世道人心是文化之本

　　王树增是一名军人，1970年入伍，现任武警政治部创作室主任；王树增也是一位作家，创作了《解放战争》、 《朝鲜战争》、《1901》等作品。

　　而昨天踏上文化讲坛的王树增，则呈现出自己作为文化思考者的一面。他以 “世道人心是文化之本”为题，为听众奉上了一次深刻而感人的演讲。

　　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王树增认为，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质量、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在民族发展的历史中传承、更新，不断地形成对本民族及其他民族文化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因此，在他看来，文化的要义，是社会发展进程中某一阶段的集体精神状态，也就是常说的“世道人心”。

　　从《长征》、《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到《1901》、《1911》，王树增明白，自己写的不仅仅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某个阶段的文化现象，而是在写世道人心，在探索百年来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谱。

　　王树增眼含泪光地讲述了一个故事：“我在写《解放战争》的时候，长久地为一个细节所动容。我军一位高级将领挥师南下，一天早上，士兵报信说前边一位老太太已经等了三天三夜，她儿子的名字跟您的一模一样。这位将领下马一看，路边确实站了个衣衫褴褛的要饭老太，好久他才认出，那正是他的母亲。他随母亲回到老家，只看到一串坟头，没见到一个亲人。临别时，这位将领翻遍包裹，没找到一样值钱的东西，只有一顶部队发的蚊帐给母亲留下。他给母亲磕头，说：‘娘我要走了，我要解放全中国去了，儿子只求娘一件事情，在我活着回来之前千万别被饿死。’……当时，没有人相信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但是短短3年多的时间，国民党这样一个强大的政权就垮台了，这是一般的军事规律解释不了的事情，只有一个理由来解释，那就是世道人心。”

　　回顾往事，王树增为民族精神集体闪现的灿烂岁月而激动，也为当下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现象而忧心：“有时，我们回顾民族精神往事的热情以及前瞻民族伟大前程的热情，似乎消失殆尽了，我们被现实利益弄得疲惫不堪，把偏离崇高当作了一种时髦，把灵魂当作一种商品。”

　　曾经有孩子问王树增：“网上都说，黄继光的事迹是假的，你作何评论？”王树增激动了：“40多年前我入伍时的部队就是黄继光生前所在的部队，我至今仍以有这样的前辈而感到骄傲。为了写《朝鲜战争》这本书，我尽可能多地采访了和黄继光有关的人，从他的亲人到战友，包括当时冒死把黄继光几近破碎的遗体从阵地上背下来的女卫生员。”他坚持一个观点，就是“我不反对娱乐，但祖宗不能娱乐，那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如果一个社会把追求物质丰富放在主流意识的第一位的话，这种繁荣是虚幻的”。

　　回首宋代，看到什么

　　中国历史上历经了2100多年的封建帝王统治，用本届文化讲坛嘉宾主持张泽群的话来说：“如果把这2000多年的统治打个对折，宋朝正好是在这条对折线上。”

　　昨天，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小南将文化的目光投射到这条“对折线”上，以《回首宋代，看到什么》来表达她在“‘文化强国’的历史视野”这一主题下的文化思考。

　　说到宋代，人们往往会有“爱恨交加”的感觉。爱，是因为宋朝的经济发展、制度建设、科技文化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恨，则因为受到周边其他民族政权的挤压，充满了屈辱。对于后者，邓小南如此解释：宋代处于社会转型期，碰到了很多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情况就是周边政权相对来说都比较成熟。而且，12世纪是中国近千年以来最寒冷的一个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向南谋求更广阔的空间，因而对宋造成很大压力。黄河频繁决口，又对农业生产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可以说，宋代不是个“天时地利”的朝代。

　　另一方面，宋朝的经济充满活力，内政也稳定。邓小南认为，宋代疆域虽不广袤，但其统治的纵深度、文化的凝聚力却是前朝难以比拟的。用学者陈来的话说：“这是一个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时代。”

　　政治开明、崇尚理性，是宋代的一大特点。邓小南引用沈括记载的一个故事：太祖皇帝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回答，道理最大，太祖皇帝屡屡称是。“这件事情说明了宋朝是一个相对比较理性化的时代，因而一些研究者说这段时间是读书人的黄金时期。”宋代科举制度严密、公正，促进了社会的有序流动，使得一批当时被称为“寒俊”的人物能够崛起，形成新兴的士人群体。他们多出自于清贫的家庭，如范仲淹、欧阳修，通过自己的奋斗脱颖而出，不仅是一流的学者，也是出色的政治家。他们的自觉意识也非常成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绝不是范仲淹一个人的情操，实际上反映了一代人的民族责任感、历史责任感”。

　　也正是在宋代，教育开始普及。当时，科举落第者往往会回到乡里，成为乡里事务的组织者，或者开私塾来教书。文化，从唐代的宫廷文化逐渐演变为宋代的通俗文化。当时，勾栏瓦舍里有各种各样的演出，十分繁荣。宋代绘画中也出现了大量辛勤劳作的普通人形象。

　　以历史的眼光回首宋代，邓小南如此总结：“宋代并不是中国古代史上国事强盛的时期，但是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有很大贡献。宋代在政治理念、思想文化方面的创新已深入到中国社会的肌体之中，对这一份文化遗产，后来者需要认真面对。”历史的选择已然植根于历史之中，回首千年之前，目的自然也是希望在中国的历史中理解历史的中国，憧憬历史的中国的未来。

　　文化怎样才能成为软实力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文化软实力”是一个频频出现的热词，也是引发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深深思考的一个关键词。

　　在葛剑雄看来，当下人们对于“软实力”非常有兴趣，但也存在不少误解，有的甚至以为软实力成本最低。在昨天的文化讲坛上，他提醒大家，“软实力”的重点在于“实力”。

　　提到“软实力”，就不得不提到“硬实力”。葛剑雄认为，软实力必须要有硬实力的保证，或者以硬实力作为前提和基础。他以历史故事为例：宋朝沈括曾经跟辽国谈判。他把地图拿出来说，你们辽国占了我们的地方，你们得退，结果辽国乖乖地撤退了，“如果没有这张地图，没有沈括的外交经验和丰富知识，要实现这个目标也许要付出很大代价。但归根结底，没有当时有利于宋朝的军事态势，这张地图会起作用吗”？

　　“软实力”只有转化为“实力”才能发挥作用。葛剑雄以又一个历史故事来说明此观点：清朝康熙至乾隆年间，一批传教士在中国测绘了一批地图，可惜被藏入深宫。后来有法国传教士将它献给法国国王，国王下令印行，结果落入日本人眼中。淞沪抗战期间，日军所用的军用地图正是以这套地图为基础形成的。用这套地图，日本军队避免了走弯路、节省了很多炮弹，甚至用它战胜了中国的军队。清政府缺乏眼光和人才，忽视“软实力”的转化，导致其为别国所用，反害诸己身。历史给我们上的这沉重一课，告诉我们，将“软实力”转化为实力的关键，是一定要用文化来教育、提高人的素质，只有用文化提高了人的整体素质，才能真正形成“软实力”。而文化最后也必须通过人的作用才能呈现。

　　至于文化要如何转化为文化软实力，葛剑雄则认为：将文化变成产品、变成商品，是转化成为软实力的有效途径。譬如，在文化产业发达的美国，一部美国大片往往能抵几个集装箱的“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鞋子、衣服。不少品牌，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行销世界各地，“我们的文化如果能够跟商品结合，增加商品的文化含量，提升商品的文化服务，那么中国文化的相当一部分可以转换成真金白银，变成对我们国家有利的硬实力。”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当下，“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常常被提及。对此葛剑雄的理解是：“今天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民族的’只有走向世界才成为‘世界的’。如果不让世界知道，不让世界认识，那怎么叫‘世界的’？现在我们倡导这句话，不是要继续闭关自守，而是要认识到走向世界的意义。”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化全面走向世界，走得太慢。葛剑雄并不认同：“我觉得，不要先考虑如何走向世界，而是首先要走向基层、走到农村，要让我们13亿中国人广泛享受到文化服务，提高文化素质，在这个基础上适当地走向外面。走向世界，第一要让人家了解我们，消除不必要的误解；第二，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习世界。一方面说明我们，另一方面学习人家，在这个基础上把文化变成商品传递出去，同时将我们的观念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播出去，才能够争取到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在他的心目中，“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应该是未来中国软实力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之中繁荣昌盛、日益发挥作用的美好前景。”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51届文化讲坛实录将于3月2日刊发，敬请垂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