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计“有质量的稳定增长 可持续的全面发展”

　　市社科院副院长王世巍：

　　为“增长”和“发展”赋予科学内涵

　　■ 深圳特区报记者 李世卓

　　“‘增长’和‘发展’是‘有质量的稳定增长、可持续的全面发展’的中心词，亦是基本前提。这强调，要努力实现的是增长和发展。尽管深圳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一刻也不能忽视增长和发展的问题。”日前，市社科院副院长王世巍在参加“有质量的稳定增长、可持续的全面发展”专家座谈会时如是说。

　　该如何理解“有质量的稳定增长、可持续的全面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

　　“这是突出重点与总览全局相结合的‘增长’和‘发展’。”王世巍认为，“有质量的稳定增长”是突出重点，主要是对经济增长的要求，经济是基础，所以有必要特别强调。“稳定增长”，是对增长速度方面的要求，强调的是必须要实现增长，不能出现停滞增长的情况，更不能出现衰退的情况。“稳定增长”也有避免暴涨暴跌的意思。而“有质量”，显然是对增长质量方面的要求，强调的是这种“稳定增长”必须是“有质量”的。

　　此外，“可持续的全面发展”是总览全局，是对各个领域发展的要求，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的发展也不可或缺，要重视各个领域的全面协调发展。

　　这其中“全面发展”主要是要具有全方位的思想意识。对全局来说，有全面协调发展的要求。对具体领域来说，要兼顾领域内方方面面的发展。经济领域，要注重效益，也要注重结构和速度；社会领域，要注重社会事业的发展，也要注重社会阶层的优化；文化领域，要注重文化事业的发展，也要注重文化产业的发展；政治领域，要注重政治建设，也要注重社会组织建设。

　　而“可持续”，则强调的是“全面发展”要具有可持续性，是一种长期的发展要求和长期要努力实现和保持的发展态势。生态环境是增长和发展的硬性约束条件，所以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是根本性的要求。

　　王世巍认为，“增长”和“发展”因实现途径、实现手段和实现形式不同，会产生不同层次、不同效果的“增长”和“发展”。“有质量的稳定增长、可持续的全面发展”是高标准、高要求的“增长”和“发展”，是约束性强、实现难度大的“增长”和“发展”，是积极意义大、负面影响小的“增长”和“发展”。

　　“从深圳的实际发展情况看，要努力实现有质量的稳定增长、可持续的全面发展，就是牢固树立质量意识、自主创新意识、环保意识和改革开放意识，积极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王世巍详细地谈道，对经济发展而言，就是要建立效益好、结构优、速度快、低消耗、低污染、可持续和以人为本的现代经济体系。要坚持主攻方向，继续做大做强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努力把深圳建成全国乃至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重地。同时，要结合深圳的优势特点和自然禀赋，积极发展商贸旅游，努力把深圳建成全国乃至世界一流水平的消费胜地。

　　对政治发展而言，就是要实现各级党委、政府、各类社会组织和广大市民在完成公共事务过程中良好的协调性和互动性，最终体现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社会氛围。政治建设方面，要进一步研究、明晰政府职能范围，建立针对性强的激励和惩罚制度，提高公务员队伍的职业操守和工作水平。社会组织建设方面，在鼓励发展的同时，也要加强规范。

　　对文化发展而言，就是要实现思想道德建设、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之间良好的协调性和互动性，最终体现为全体市民形成优良的文明素质。主要是针对深圳市的人口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加强城市人文精神建设。

　　对社会发展而言，就是要实现深圳社会建设的各个主体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最终体现为社会和谐和市民幸福。在改善社会阶层方面，重点是积极促进就业和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深圳市委党校校委委员、教授林祥：

　　推动创新升级是实现深圳质量关键

　　■ 深圳特区报记者 李世卓

　　“经济发展质量增长的核心是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其中自主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环节。”在参加“有质量的稳定增长、可持续的全面发展”座谈会上，市委党校校委委员、教授林祥认为，促进深圳创新升级是实现“深圳质量”的重要路径。

　　怎样让经济有质量地稳定增长？林祥认为可以从“投资、消费和出口”这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做起。在投资上，深圳可以通过特区一体化、旧城区改造两条渠道吸引带动投资的增长；在消费上，深圳可以通过一系列改革培育深圳庞大的中产阶层，以及与香港合作培育、开放奢侈品市场两个途径提高深圳的消费市场；在出口上，深圳可通过开拓俄罗斯、巴西、南非等新兴国家的市场，以及通过深圳的国际品牌，提高出口质量两个动作来扩大出口。

　　“此外，经济发展质量增长的核心是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其中自主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环节。”林祥说，近20年来，自主创新是深圳最成功、最有特色、最有影响的成就，根据深圳经验概括形成的“以企业为主、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区域创新体系”，并涌现出了一批高科技及创新型企业。因此，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是深圳最有特色、最有影响、最有希望成功的发展定位，而促进深圳创新升级是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以及实现“深圳质量”的重要路径。

　　林祥介绍，按照创新方式来划分，创新包括引进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原始创新，这三者是一个由易到难、逐级演进的过程，因此，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自主创新具有发展阶段性。推动创新升级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

　　“目前，深圳处在从引进吸收再创新阶段向第二阶段集成创新阶段过渡时期。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是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发展相关产业，逐步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规模效应。深圳绝大多数企业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主要通过引进技术，对世界主要产品进行模仿、增加一定的创新元素，占领低端市场，但效益不大。”林祥举例说，深圳工业主要是电子信息行业，大约占90％，但是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处在产业链低端，附加值不高，尚不如部分优势传统产业。“当年日本引进技术发展经济走了50多年，才从技术引进大国转变为技术出口国家。因此，深圳在这一阶段还要处一段时间，估计需要10年时间左右。”

　　林祥说，深圳需要尽快进入第二阶段，经济发展以集成创新为主要推动力。而所谓集成创新就是将已经生产的各种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改进技术、新技术加以整合，形成具有巨大市场空间的产品创新。美国苹果公司的产品创新就属于集成创新，深圳朗科公司发明的Ｕ盘也属于集成创新。“深圳通过集成创新取得成功的企业有一批，但所占比例不高。因此还不能说深圳已进入集成创新的新阶段。此外，我们从苹果公司的成功可以看出，以集成创新为推动力的经济质量是很高的。而集成创新需要像苹果公司领导人乔布斯这样的人才，因此，深圳目前需要大力培养、挖掘、引进这样的产品创新大师。”

　　“当然，深圳最终将努力转型到原始创新阶段。深圳只有进入原始创新推动阶段，才能真正形成经济发展的‘深圳质量’。”林祥认为，这个阶段主要体现为基于重大科学发展、技术发明、原理性主导技术等基础上的前所未有的创新成果。目前，深圳的原始创新能力很薄弱，原始创新成果寥寥无几，处于萌芽发展阶段。其制约因素在于高等院校少、基础和应用研究的研究机构少、缺乏尖端研究人才、研究基础设施落后等。

　　林祥建议，为了推动深圳创新升级，应当对深圳科技创新体系进行改革，使之能够推进深圳科技创新转入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我们要对政府科技资金配置方式进行改革，促使政府科技资金更多投入到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同时，要对科技领导体制、科技计划管理、科技监督方式、产学研联盟、研究团队、研究实验室运作机制等问题进行改革，引导深圳科技创新活动更加规范化、科学化，提高研究效率，产生更多尖端科技成果。

　　■ 深圳特区报记者 李世卓

　　在日前召开的“有质量的稳定增长、可持续的全面发展”专家座谈会上，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授王苏生认为，实施外溢型发展战略，强化深圳的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服务能力、辐射能力和带动能力，以外溢发展突破城市空间制约，这是深圳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我看来‘有质量的稳定增长、可持续的全面发展’是对深圳过去30年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与目前中国，尤其是与深圳所处的转型阶段相适应的，是指导深圳未来发展的基本思路，这个思路具有集成式创新的特点。这一论述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包含了相互矛盾的几个方面：质量与速度、重点与全面、稳定与跨越、经济与社会，而关键是处理好这些矛盾之间的关系。”王苏生说，

　　王苏生认为，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深圳模式与上海模式、天津模式、重庆模式有明显的不同。30年的经验表明，深圳模式相对而言更多地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不干预”表现在什么方面？具体而言，表现在政府较少地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更多地将资源用于塑造鼓励自由竞争的行业与市场环境，这其中包括制度、文化、法制等各种软性的基础设施。

　　而现在，深圳路该怎么走？王苏生谈了一些自己的见解。一条路径是，深圳现有的国家级的冠军企业，如华为、平安、万科，无一不是从中小企业发展起来的，这与上海的宝钢、天津的商用飞机公司等有很大的不同，后者是国家战略的直接产物。深圳的高速发展更多地得益于这些企业的高速成长阶段，而不是他们现在。深圳经验表明，深圳经济发展更多的是受到有活力的中小企业推动，而不是大企业的带动。“龙头企业战略不适合深圳，反而会限制深圳中小企业的活力。”

　　另一条路径是国有经济，政府直接参与经营、组建、整合一些巨大国有企业，希望通过国有企业占主导作用，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深圳是不是有必要走这条路？过去没走过这条路的深圳，未来要不要走这条路？从历史来看，国有经济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英国、荷兰等发达国家早期也经历过这一阶段。但不久，因为国有经济的早期合理性越来越被其弊端所抵消，资源的错配、压制竞争和创新、鼓励寻租等原因，使发达经济体不约而同地抛弃了这种模式。研究表明，我国现阶段国有企业的资本效率要低于民营企业。因此，作为因改革而弯道超车的深圳，不能重复走别人的老路。”王苏生说。

　　王苏生建议，实施外溢型发展战略，强化深圳的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服务能力、辐射能力和带动能力，以外溢发展突破城市空间制约，这是深圳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积极探索“总部＋分支、研发＋生产、中心＋网络”等多种外溢发展模式，并同时着重解决两个问题，即从微观层面，企业为什么要将总部留在深圳；从政府层面看，应发展什么样的区域合作关系，以促进深圳与周边区域的有效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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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特区报记者 岑志利 张啸威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