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位于福建省中部，系武夷山脉与戴云山脉的过渡地带，与中央苏区龙岩、清流、宁化、明溪、连城等地接壤，是连结闽中与闽西重要的战略通道。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支军级的武装力量，其领导人为朱德与毛泽东，史称朱毛红军，已经在永安一带进行群众工作。毛泽东还曾将永安列为红四军的“筹款区域”，被中央局称之为“根据地”，被共产国际远东局指定为红三军团的“作战基地”。根据毛泽东指示，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中共闽西特委派卢肇西曾经建立了一条上海至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永安就已联接在这条被誉为是“苏维埃血脉”的秘密交通线上。在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共同发布的《苏区作战区划分、干部任免及对中央的要求》中指出：“东南战区，由赣江直管辖则盐、永太长，莫如改为赣南战区，管辖三、五分区”，该文已明确将永安划入中央苏区的作战序列。在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由红三军团、红七军团及闽赣独立师合编组成的东方军入闽作战，在永安小陶、洪田一线展开追击战，开创了中央红军的新纪录，受到中革军委的嘉奖。为配合广昌会战，寻淮洲率领红七军团发起著名的“归化战役”，在收复归化后乘胜挺进。1934年4月18日，红七军团一举攻克攻克永安城，并成立了以方方为主任的永安县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境赤化，永安是中央苏区鼎盛时期新开辟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在永安发表，揭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序幕

　　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涛；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等人联名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同时，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由瑞金出发，经福建永安小陶向闽江地域出征抗日。

　　《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发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全中国的民众们！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抗日宣言》全文约2600字，它坦诚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愿意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的年代，《抗日宣言》的发表起到了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影响，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严厉斥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推动了抗日运动的发展。

　　《抗日宣言》发表前，中国共产党已于7月5日发布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边新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当时，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苏区的西南方向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次战略转移之前的3个多月，为宣传和推动抗日民族运动，调动钳制国民党军，减轻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中央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即红七军团），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率领下，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从瑞金出发，“经连城之北，永安东南，到达福州延平间之闽江地域。”这支部队，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三、两训令紧急下达缺少“北上” 北上抗日先遣队名震永安

　　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组建之前，由博古、李德等人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曾秘密制定了两个训令，即：《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派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训令》、《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边新苏区给红七军团的政治训令》。其中“政治训令”要求：“这一训令及附件是绝对秘密的，军团首长对此应负保守军事秘密及保存的绝对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训令”的行文中，对红七军团下达的指令均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名义称呼，全部文本未出现“北上”二字。这种对红七军团所应担负的任务和性质存在明显差异的关键命名，表明当时中央苏区最高决策者的迟疑不决和把握不定。这种情况就连当时已被排挤在中央领导核心之外，但是名义上还是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也不甚明了。对于中国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真实任务是什么？当时，除了“中央三人团”和执行此次任务的军团长高层领导知道外，就连时任该军团参谋长的粟裕也是后来才知道的。粟裕在《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文中说：“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在中央领导人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问题”。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一完整的名称是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宣言书发布之后才昭告天下。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也因此才明确了它是为执行中央“北上抗日先遣”任务的特殊性质。

　　1934年6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红七军团指挥机关和其主力红十九师在接到中央电令后，便立即脱离在闽西连城的战斗，全军经江西石城连夜赶回红都瑞金。

　　后来，红七军团数千官兵站在红军大学操场上，接受中革军委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伯承、李德以及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及张闻天等人的检阅、接见、合影留念。

　　在中央苏区李德的住处，红七军团首长被集体叫到此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博古、李德、周恩来、项英等领导，会上李德慷慨陈词，但他对北上的真正意图却只字未提。面对此种情况，寻淮洲等几位军团长心情是极其复杂和沉重，特别是身为军团参谋长的粟裕更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但是，随着《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宣言的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事实上已成为中央苏区主力红军战略大转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军事上牵制了国民党十几万兵力，开始转战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辚地区，向广大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吸引蒋敌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分到其后方去”，减轻了苏区正面战场的压力，同时也给敌人以红军主力将北上突围的假象，造成红军主力突围西征的有利条件。

　　中国工农红军战略大转移——长征是一个逐步实施的过程。就整体而言，长征应为1934年10月10日从瑞金出发；具体而言，各部队又分别有自己的具体出发时间与地点。它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为前导揭开了序幕，以于都、长汀、宁化等多个集结出发地构成的一次空前的战略行动。近十万人马不可能从一时一地出发，它是多时多地构成的一个多元的总体行动。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瑞金出发在永安集结出发，有别于于都、长汀、宁化等出发地。在永安的出发地非常明晰、确定。它的出发比主力红军提早3个月，是揭开长征序幕具有战略性质的部队。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员李庆山著的《大长征》一书中写道：“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派遣，实际上是长征的序幕，是整个中央红军大转移的试探。”

　　综上所述，可以明确：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长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

　　三、两训令紧急下达缺少“北上” 北上抗日先遣队名震永安

　　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组建之前，由博古、李德等人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曾秘密制定了两个训令，即：《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派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训令》、《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边新苏区给红七军团的政治训令》。其中“政治训令”要求：“这一训令及附件是绝对秘密的，军团首长对此应负保守军事秘密及保存的绝对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训令”的行文中，对红七军团下达的指令均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名义称呼，全部文本未出现“北上”二字。这种对红七军团所应担负的任务和性质存在明显差异的关键命名，表明当时中央苏区最高决策者的迟疑不决和把握不定。这种情况就连当时已被排挤在中央领导核心之外，但是名义上还是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也不甚明了。对于中国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真实任务是什么？当时，除了“中央三人团”和执行此次任务的军团长高层领导知道外，就连时任该军团参谋长的粟裕也是后来才知道的。粟裕在《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文中说：“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在中央领导人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问题”。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一完整的名称是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宣言书发布之后才昭告天下。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也因此才明确了它是为执行中央“北上抗日先遣”任务的特殊性质。

　　1934年6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红七军团指挥机关和其主力红十九师在接到中央电令后，便立即脱离在闽西连城的战斗，全军经江西石城连夜赶回红都瑞金。

　　后来，红七军团数千官兵站在红军大学操场上，接受中革军委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伯承、李德以及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及张闻天等人的检阅、接见、合影留念。

　　在中央苏区李德的住处，红七军团首长被集体叫到此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博古、李德、周恩来、项英等领导，会上李德慷慨陈词，但他对北上的真正意图却只字未提。面对此种情况，寻淮洲等几位军团长心情是极其复杂和沉重，特别是身为军团参谋长的粟裕更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但是，随着《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宣言的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事实上已成为中央苏区主力红军战略大转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军事上牵制了国民党十几万兵力，开始转战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辚地区，向广大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吸引蒋敌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分到其后方去”，减轻了苏区正面战场的压力，同时也给敌人以红军主力将北上突围的假象，造成红军主力突围西征的有利条件。

　　中国工农红军战略大转移——长征是一个逐步实施的过程。就整体而言，长征应为1934年10月10日从瑞金出发；具体而言，各部队又分别有自己的具体出发时间与地点。它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为前导揭开了序幕，以于都、长汀、宁化等多个集结出发地构成的一次空前的战略行动。近十万人马不可能从一时一地出发，它是多时多地构成的一个多元的总体行动。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瑞金出发在永安集结出发，有别于于都、长汀、宁化等出发地。在永安的出发地非常明晰、确定。它的出发比主力红军提早3个月，是揭开长征序幕具有战略性质的部队。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员李庆山著的《大长征》一书中写道：“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派遣，实际上是长征的序幕，是整个中央红军大转移的试探。”

　　综上所述，可以明确：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长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