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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迅速发展，使美国社会中“向中国学习”的辩论逐渐从小圈子里的窃窃私语变得越来越响亮

　　本刊特约撰稿/荣筱箐(发自纽约)

　　在大多数美国人一面担心国家的前途，一面忐忑地面对中国崛起的敏感时刻，一本由旧金山的BK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美国能向中国学什么：化敌为师的指导手册》，不到一个月就登上了亚马逊网时事类图书榜首。

　　封面上红墙金瓦的紫禁城和绿树掩映中的白宫平分天下，中位线上的一枚暗红色的印章，上面小篆字体，拼出的却是华裔作者李的英文名字Ann Lee。

　　2月13日晚，李在纽约大学维格纳社会学院的讲堂里与《经济学人》杂志编辑毕希波，还有到场的近百名学生学者展开对话。在此之前，她在美国多个城市的巡回演讲几乎场场爆满。

　　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读者或听众都认同作者的观点，每次演讲最后的问答环节中，听众的问题大多充满质疑：作者对中国的分析太理想化了吧？中美制度的不同很多是文化差异造成的，不是说学就能学得来的吧？

　　这次在维格纳社会学院，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比以往都更直接、更尖刻。前排的一位头发花白的白人男士说：“中国人权问题严重，书中对此却只字不提，让人几乎觉得你是中国政府派来的说客。”

　　“这真是一个‘友好’的开始啊，说吧，你是中国派来的吗？”主持演讲的毕希波用反讽的语气缓和了一下气氛。李则显得有备而来：“你可以看我的银行账户，我可没收到他们一分钱。”

　　声音越来越清晰响亮

　　李的新书并不是美国国内发出的向中国学习的唯一声音。近年来中国迅速强大，使“中国模式”越来越多地引起世界的关注，“向中国学习”的声音也逐渐从小圈子里的窃窃私语变得越来越清晰响亮。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更将人们的目光聚焦在中国身上。

　　2009年，在发表在路透中文网上的《新中国60年的思考》一文中，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中国通”夏伟写道：“漫步在天安门广场，我脑中反复思考着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信奉和鼓吹的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辜负了我们，而我们长期排斥的威权主义和国家管制经济却让中国得到了繁荣发展？”

　　之后不久，《时代》杂志驻上海记者鲍威尔在该杂志上以《美国可以向中国学习的五件事》为题撰文，从价值观的层面列出了有雄心、重教育、敬老人、爱攒钱、目光远等五点值得美国人学习的中国品质。

　　过去几个月中，这种声音更是此起彼伏。《华尔街日报》先后发表了微软退休执行长赫伯德和最大的工会组织之一“服务业国际劳联”前主席斯特恩聚焦中国的观点文章。前者以《中国对美国：谁是发展中国家》为题指出，美国所有问题都迅速分化政府，从而止步不前，而“中国可以迅速解决问题”。后者以《中国的高级经济模式》为题，“虽说可能有失面子，但美国需要像那些曾经独占鳌头现在却面临逆境的企业和运动队一样，学习对手的成功之处。”

　　2011年年底，美国前副财长纽曼也发表了新书《拖累美国的六大迷思：美国能从中国经济增长中学到什么》，呼吁美国向中国政府那样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重振经济。

　　但李的新书也许是至今最全方位也最大胆的“学习计划”，她的很多改进建议直接触及美国一向视为命脉的自由经济和选举机制。

　　她推崇中国的干部任命制度。她主张引进中国的五年计划，为政府制定具体的目标和长远的规划，以改变目前政客只忙着竞选，对如何推进工作既不关心又毫无头绪的短视和混乱。她建议学习中国的经济特区模式，将美国的50个州作为50个经济实验室，尝试包括银行国有化等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李的一些观点与其他一些人不谋而合，比如赫伯德也曾提到美国应当效仿中国的五年计划“制定五年减赤和取胜的方案”。

　　所有提出向中国学习的人都无一例外受到反对者的批评和质疑，但李的华人脸似乎让她更容易被冠上“为中国当说客”的帽子。不过事实上，李对中国的兴趣却是从她对美国前景先见之明式的忧虑开始的。

　　最初的想法只是猎奇

　　出生于香港的李，8岁时随父母来到美国，直到1985年十几岁时才首次踏上中国大陆。大学毕业后，李在华尔街上打拼了10年，做过投资银行，也曾问鼎对冲投资公司合伙人的高职。但2005年，距离次贷危机引发的大范围金融风暴还有三年的时候，她已经看到了华尔街上山雨欲来的先兆。

　　她开始四方游说，向金融界高层和监管官员说明自己的忧虑，但那时候在大部分官员眼里只有不断飙升的房价、百万甚至千万的分红，她的话被当成了耳旁风。李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与一名德高望重的金融高级监管官员的会谈。

　　“很明显他们是把华尔街银行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我说你们这样是对屋子中央的大笨象视而不见，早晚得不偿失，他对我说‘那是你们这代人担心的事，跟我没关系’。我真希望我当时带了录音机把这段话录下来。”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那次以后李心灰意冷。她离开了华尔街，进入佩斯大学执教，之后又转入纽约大学经济系任教。2006年，应一份杂志的邀请，李到中国进行调研，写了一篇分析中国改革开放的长文。“当时最初的想法只是猎奇，但那次的采访却让我意识到中国的体制运作不可小觑。”

　　2007年，李应邀到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为中国政府官员开了不少关于美国金融体系的讲座。“我觉得他们虽然对美国金融体系认识不全面，但他们的态度非常开放，非常渴望学习，这与我接触过的美国官员太不一样了。”

　　与中国官员的接触和座谈也让李对中国模式有了更深的认识。2008年从中国回来后，她脑子里的《美国能向中国学什么》已经开始成型了。

　　谁在听？

　　在美国的图书市场上，写中国的书比比皆是，但其中很多销量并不理想，使出版商对这类图书心存疑虑。在找到BK之前，李和她的经纪人已经被20多家出版商拒绝，《美国能向中国学什么》在销量排行榜上的成绩让BK觉得捡到了宝。

　　但在普通读者中获得的销量，并不能代表这本书被美国主流社会接纳的程度。“现在采访我的大部分都是像NPR这样的公共媒体，私营电视网只关注非左即右的极端言论，因为这样的论调更有观赏性和娱乐性。”至于执掌国策的政客们，“我更不知道他们每天回家都做些什么，会不会买一本书来看看。”李的语气中不难听出些许失望。

　　对此，亚洲协会的夏伟丝毫不感到意外。“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意识到美国存在不少问题，很多人对中国能够迅速通过并执行新政策的能力印象深刻，这正是美国做得很差的地方，”夏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美国人已经习惯了中国向美国学习，要接受向中国学习的说法的确很难。”

　　夏伟认为中国的制度很多并不适合美国，最重要的是要让美国人懂得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他对目前的总统竞选深感忧虑，“共和党对中国的知识低得令人发指，共和党候选人以诚实的态度谈论中国的意愿也低得令人难以置信。”

　　不过，李对此却并不担心。“这些不过是为竞选而玩的修辞，比如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常发表对中国很激烈的抨击，但他是个亿万富商，我不相信一个有能力赚到这么多钱的人真的会忽视中国。我相信改变不会是来自上层的决策者，而是来自草根阶层的普通民众。年轻人里幸运的都去中国找工作了，不那么幸运的都在‘占领华尔街’。这个时候向中国学习的提法是会有人愿意听的。”

　　这一观点得到了资深外交家卜励德的认同。年近八旬的卜励德在当年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中陪同总统来到中国，之后被任命为美国驻北京联络处首位政治部主任。

　　“那时候的中美关系就是一根电话线，一头是基辛格，一头是周恩来。现在中美关系是一条由民间往来拧成的光缆，进步往往不是华盛顿或北京带来的，而是那些往来于两国之间读书、工作、做生意的人们推动的。他们才是真正的决策者。”

　　卜励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认为不论美国人愿不愿意承认，美国向中国学习的过程早就开始了。“你看看现在美国有多少人学汉语，每年送多少留学生去中国，有多少人在中国做生意，就知道我们是不是在学了。”

　　这正是19岁的纽约大学学生奥泽给自己制定的计划。“我从小喜欢吃中餐，我会用筷子，现在正打算学汉语。纽约大学在上海开分校了，说不定我将来也会到那儿去上学。我觉得向中国学习是个很好的主意。”奥泽在听完李的演讲后说。

　　美国社会在变得谦逊的同时，也保持了谨慎的态度。

　　“从中国的复兴中能学到什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而最危险的错误结论莫过于‘威权主义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在农业经济向工业时代转型过程中，中央计划的经济体制的确效果斐然。但中国能否迈出下一步，目前还不得而知。”路透社全球总编克里斯蒂娜•弗里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