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衰竭患者多数依靠亲人自救

　　一肾难求，家庭式自救成肾衰竭患者幸运又无奈的选择，西南医院去年50多例手术，大多数患者这样做

　　肾移植调查

　　故事

　　东莞麻涌镇，当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舒成刚踏上这块珠江三角洲上的黄金腹地时，他必须去面对这一生中，最不愿去面对的事：印证儿子“卖肾”一说。事情真相如何？警方正在调查，迄今，并无权威结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条卖肾的黑色利益链早已悄然形成。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有100万患者需肾移植，约30万肝病患者需要肝移植，每年全国能开展的移植手术不过约1万例。

　　100：1的尴尬比率背后，是一个光怪陆离、骇人听闻的器官交易市场。每一年究竟有多少急需器官移植的受体在焦急渴盼着肾源，缺口究竟有多大？红十字会、医疗机构和受体家庭之间，又是如何在共同寻找着一条破解难题之路？

　　连日来，重庆晨报记者通过多方调查、暗访，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肾源器官”供求的现状。一肾难求的情况下，“家庭式自救”的模式被更多地采用，能找一个能与之相匹配的亲人们的肾，是肾衰竭终末期患者，算得上最幸运的选择。

　　西南医院泌尿外科，彭贵香抚摸着儿子的头，她用自己的左肾，延续了儿子的生命。本版图/重庆晨报记者 高科

　　这是一个合法的肾源移植故事，在西南医院，受肾源紧缺的制约，2011年，仅有50多例肾脏器官移植手术，其中，绝大部分患者就是通过这种方法。

　　19岁的廖运海第一次接触到“肾源”这个词，是因为去年7月发生的一起新闻事件：25岁西北小伙应聘南京一医疗器材公司，岂料被老板以出差为由送入徐州一卫生院，一觉睡醒竟发觉自己的肾脏已被摘除，事发后，老板给了他3万元。这起事件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声讨，廖运海也是其中之一，他当时在论坛上留下了四个字：不可思议。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几天后，“肾源”，这个原本陌生的词汇，会成为自己的救命稻草。

　　治疗

　　拿着借来的40万元

　　他们决定给儿子换肾

　　廖运海，四川省万源市独山县人，2011年8月被确诊为尿毒症时，他只有18岁。和每一个开始出现肾功能衰竭的病人一样，为了控制病情，廖运海的父母，这对以务农为生的夫妇，为了孩子，咬牙开始了昂贵的血液透析之路，“600元一次，每周要做3次，一个月下来，就是10次，6000元……”

　　高额的治疗费用没有制止病情的发展，去年10月，在万源医院接受治疗的廖运海脸部开始长疮，每走一步，总感觉脚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感冒发烧不止。“要么你们继续血液透析，要么做肾脏器官移植，这是最好的选择。”当父亲廖文定手足无措地找到医生时，他得到的建议是，最好换肾。

　　第一次听说这个建议，廖文定就慌了，因为医生接下来的介绍，仅是听，就已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首先，跟他一样，等待肾源的人，全国每年有好几十万，而供体所捐赠出来的肾源有限，你得排队；其次，即使你找到了合适的肾源，也不差钱，但这类手术，也不是每家医院都能进行，必须是得到国家授权或省市级卫生部门的许可。

　　不久后，廖运海一家揣着从15位亲友处借到的近40万元，辗转来到重庆。

　　选择

　　时间和费用都耗不起

　　母亲站出来捐肾

　　“得这个病久了，你就会慢慢清楚一个概念，如果肾器官衰竭到了必须移植的份上，最好的办法就是‘亲体移植’，在你的亲人中，找一个与你肾源相匹配的人。”廖文定深深地倒吸了口气，他说这样做，不仅是因为亲人的匹配度更高，更是因为在一肾难求的稀缺现状下，只有这样才能更快速地找到“供体”，减少等待的时间。几乎每一个肾脏衰竭的病人，都耗不起。

　　“否则除非你的身体熬得住，要不在接下来漫长的等待过程中，病人很有可能在排队等候中死亡。”廖文定说，而患者和家属还得为这个漫长的等待过程，支付昂贵的费用。长时间的透析，不是一个普通家庭所能承受的。

　　最终，跟大部分受体是子女的家庭一样，47岁的母亲彭贵香选择站出来，第一个为儿子配型。廖运海算得上幸运，配型结果很快出来了，母亲的肾源与之相匹配，可以进行“亲体移植”。

　　手术

　　先经过严格的审查

　　她再次给了儿子生命

　　母亲作为供体，受体是儿子，这对看似简单的“肾源”器官供给关系，也必须经过极其严格的审查程序，这是我国为了打击肾脏器官买卖，保障每一个肾源合法性所设置的多重保障。“肾脏移植手术实施前，必须到派出所、公证处、户籍所在政府等部门出具证明，每一项审查，你都必须通过。”廖文定说，因为肾源稀缺，又都是些等着肾脏器官来救命的病，所以针对这类群体的肾源广告，外面黑市肾源可谓无孔不入。只要上网，随时都能联系上肾源中介。但廖文定觉得，至少他不敢这样去尝试，因为一旦被骗，对于他所在的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为了保证肾源的合法性和保护好供受双方，在手术的前几天，还要通过医院伦理道德委员会的审核。廖文定记得，2月23日，儿子进行了肾脏移植手术，2月上旬，一家三口与医院的伦理道德委员会进行了对话，就是否属于自愿捐赠、自愿接收，家属是否知晓、是否同意等内容进行询问，最终签字以示真实性。

　　2月23日，那个在母亲彭贵香体内，陪伴了她47年的左肾，经过移植手术，成功进入儿子廖运海的体内，去延续他，只有19岁的生命。

　　本版文除署名外由重庆晨报首席记者 王珊 实习生 刘冰鑫 采写

　　A

　　小廖的手术>

　　47岁的妈妈捐出一个肾

　　给了儿子第二次生命

　　相比廖运海的幸运，30岁的徐坤身上，正在上演的，则是大多数肾器官衰竭中末期患者们的命运：因为肾源无法匹配等原因，他们无法从自己的亲人处，获取到可以移植的肾脏。每年稀少的捐赠肾源，成为他们每一个人最漫长的等待。

　　但在这个等待过程中，有经济条件的人选择用透析做支撑，然后苦苦地等待肾源的出现，但也有人熬不住，最终死亡。知情人士称，这类群体成为活体器官黑市交易市场上，被瞄准的受体对象。

　　无奈

　　最初也选择移植

　　但亲人都无法捐献

　　坐在西南医院肾内科病床上，30岁的徐坤显得很虚弱，一旁的妻子拿着手机，焦急地向朋友求助，希望能够订到两张今天返回贵州的火车票。无法从亲人体内获取肾源，急需换肾的徐坤，留下了自己的肾脏匹配资料，加入到了庞大的等待队伍中。

　　跟廖运海一样，徐坤的家人最初也选择了亲体移植，“但这条路不是每个人都能走得通，比如我们。”妻子肖俐说，前不久，徐坤的父母从贵州赶到了重庆，进行检查，因为从医生处，他们得知，所有三代以内的血亲中，父母与子女的肾源匹配可能性最大。

　　但遗憾的是，母亲的肾无法与徐坤相匹配，父亲是聋哑人，左脚也有残疾，无法成为捐赠对象，“我的血型和他也不符，我们的肾都没办法给他。”妻子肖俐说。

　　等待

　　在医院留下资料

　　回家等待肾源出现

　　昨天上午，前往肾内科办公室登记了肾脏资料后，肖俐便开始四处打听，“究竟要等多久才能等到一个捐赠的肾。”病区内，跟他有着同样经历的人们回答说，“可能很快，也可能遥遥无期，更有可能，你丈夫的病情，根本就等不到肾源出现的那一天……”

　　说这话的，是一位等待了5年肾源的中年男子，由于三代以内的血亲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肾脏类疾病，无法提供健康的肾源，妻子血型也无法匹配，所以早在2007年，他便成为了这支庞大等待队伍中的一人。他们都在等待一个捐赠出来、适合自己的肾脏器官。

　　病友的话，令肖俐躲着哭了好久，但转背过去，她还是对徐坤笑了，“没事，我们等。”肖俐说，不久前，她申请加入了一个地方肾友群，群里的大部分人都在等待肾源的出现，里面也不时地会有黑市肾源中介的人加入，“这些人很执着，不断被踢出去，又不断有人换个马甲加进来。”肖俐觉得，肾友会里的很多人感受都一样，自己的迫切需求，却被人利用了，作为发财的黑市工具，令他们觉得不舒服，“但很遗憾，还是会有走投无路的人去求助他们，但被骗的也不少。”

　　B

　　小徐的等待>

　　亲人的肾都和他不匹配

　　等下去，不知道还要多久

　　母子连心，彭贵香握着儿子的手激动得哭了。

　　现状>

　　捐器官试点城市

　　暂不包括重庆

　　重庆市红十字会组宣部负责人表示，按照国务院2007年5月1日起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十条 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的旁边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

　　据《京华时报》报道，中国红十字会从前年3月开始，在全国11个省、市开展器官捐献的动员和分配试点。人体器官捐献，是指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通过书面自愿申请器官捐献登记，并且没有撤销其登记，待其身故后进行器官捐献；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器官，待其身故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的器官捐献。开展器官捐献的试点城市内，捐献者去世后，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就会启动捐献程序，把捐献者尚能使用的器官，移植给临床急等移植器官救命的患者。

　　北京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人体器官捐献以前，只允许亲属间捐献器官用于移植，其余的活体捐献是不允许进行的。成为器官捐献移植试点城市，为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规范化提供了保障。

　　去年，试点省市扩大至21个。重庆不在去年公布的器官捐献试点城市范围之列。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对郑伟等16人进行起诉。据介绍，本案堪称我国目前最大一起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案件：目前核实涉案的有51枚肾脏器官、一千余万赃款。从寻找、供养卖肾人员，联络肾脏买家，到承租医院、别墅手术摘肾，犯罪团伙组织、主导了出卖人体器官的整个犯罪流程，规模之大令人咋舌。

　　高中辍学后，手头拮据的小张想到了卖肾，他在一个QQ群里和郑伟团伙成员联系，以2.5万元的价格出卖了自己的一个肾脏。急需进行换肾手术的老王通过医院联系到郑伟，以22万元的价格购买一枚肾脏。在郑伟等人的安排下，50多个年轻的“小张”走上了手术台，当麻醉醒来之后自己的一枚肾脏已经被取出。

　　据办案检察官介绍，2010年春节，郑伟认识了安徽省萧县某医院医生周鹏。他答应周鹏，每做一个摘肾手术给周鹏2.5万元费用。随后，周鹏出面承租了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某医院的手术室，并找来了专门负责外科手术的医生赵健、杨国忠，负责麻醉的医生赵辉。

　　从2010年3月至2010年6月间，在郑伟的组织下周鹏、赵健等人在铜山县火花乡医院，共手术摘取了20余个活体肾脏运往北京出售给需要换肾者。后来，郑伟花费50余万元，在北京一居民小区建立起了一个专做摘肾手术的“黑医院”。2010年12月10日，北京警方在一个洗浴中心将郑伟犯罪团伙抓获。据《法制日报》

　　链接>

　　全国最大卖肾案公诉，千万黑产业链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