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第五届支教队员 徐敏霞

　　我没有一脸风尘，很失望吧？

　　新结识的一位香港朋友知道我在宁夏的山区支教，奇怪我没有一脸风尘，我想他很失望吧；父母发现半年来我只是黑了点，没有吃到他们料想中的苦头，我想他们很失望吧。整整半年晃晃悠悠地过去，很多人惊讶我看上去为什么这样波澜不惊？

　　前不久在香港遇见了一别两年的王蒙老师，他说，你怎么跑到西海固去啦？张承志不是喜欢写西海固吗？现在那里的人都吃上饭了吗？

　　这恰恰正是我最初记住西海固这个名字的时候，对那个地方的全部了解。看过西海固疏松贫瘠的黄土和满山的梯田后，我只能回答，一言难尽。

　　我不是你想的样子

　　2002年的一天，我强烈地发现，一个人的未来如果都在别人的预言里，将是极大的一桩恐怖事件。那一天我已经是大学毕业班的学生，自己写的书还飘着油墨香，看着自己编剧的电影猛地看不下去，急急忙忙把电脑关掉。原来，我从来对自己的生活状态都是不满的。那一天之前我的朋友们叫我豆腐，敏感易碎；那一天之后我还是被叫做豆腐，内心却已经长出一团刺，时时要扎一扎最亲近的那些人，提醒他们：我不是你所想的那个样子。

　　“我不是你所想的那个样子”，成为我最后选择去宁夏西海固当一名志愿者的全部理由。对于那些浮光掠影的“真了不起”、“很羡慕你”，我统统一笑了之，他们也能够的，可他们不愿意，我没有扎他们的欲望。

　　别人能活我也能活

　　“我去继续生活，我确信我能够的，别人能活我也能活，要吃苦了”。

　　从2002年11月确定了支教的事情以来，我整整听了大半年这样的话。我也日日在揣摩，自己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在“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生存下来。我确信我能够的，“别人能活我也能活”。

　　刚刚当上老师那会儿，遇到了一个企业家代表团，他们是来西吉县捐建希望小学的。那些和我们父母一样年纪的中年人，看见我们就拉着手问：“该怎么过呢？恨不得把你们都带回去。”此番住在有水厕的西吉宾馆，他们已经难耐地想走，怎堪想象无数便便堆在一起的乡下旱厕呢？他们都是插过队吃过苦又经历了遥遥无期的等待的人，看到我们吃苦，他们一定想到了自己在澳大利亚在新西兰的孩子，所以不忍。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在他们委婉地问起时，不节制地描述乡下的如厕问题，再三强调旱厕的妙用在于气味难闻不恋栈，可以防止痔疮；冷风吹了肚子可以治疗便秘。看到他们仓皇地打道回府竟然涌起恶意的快感。然而我的内心真的是很孤独的。

　　我去固原市开团代会时，其他县代表团里的志愿者代表在描述他们的艰苦，见到我会谦逊地笑笑：“其实还是复旦大学被分在西吉的志愿者最艰苦，他们连电视都不能看，澡也不能洗，寒假回家也比我们晚。”我又不合时宜地告诉他们，我们自己杀鸡洗死兔子，弄得两手鲜血，上海正在流行吃兔头，我们已经实践过了，吓得女孩子们惊愕

　　地张大了嘴巴。

　　我并不怀疑这里的贫穷，但不可否认的是贫穷远远还没有威胁到我们。我们生活在乡上公办的学校里，我们有水喝，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火烤，有电话就有网上，我们离原先的生活还不是太远。

　　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我接触过一些十分有心扶贫的捐助者，他们对西部怀有深深的同情和好奇，他们希望自己的捐助能够给一些成绩优异的孩子雪中送炭，也希望受助的孩子能给他们写写信，说说当地的情形。

　　我哪里有能力在三言两语中跟他们说明白，捐助，并不是能拿出钱来就万事大吉的。在西吉各处的乡村学校，都会有一些“慕名”而来的企业捐赠现代化的教学设备，比如我所在的三合乡三合中学就有李嘉诚捐的机房和卫星接收器。可是，谁来养护呢？养护的资金从哪里来呢？日常的用电开销已经接不上，教育局规定不能从学生头上摊派，又哪里来额外的钱来支付这笔用度呢？机房不能开放，无异于废铁一堆，加上学校的郑重，必派专人看管这固定资产，殊不知，电脑非黄金，并不是保值物。说着说着问题就回归到捐助是否在于大手笔呢？

　　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的理想和现实的状况之间相差太大。

　　2012年，徐敏霞任职萌芽杂志社

　　爱心应持续，哪怕一点点

　　支教一年对我而言是一段非常珍贵的人生经历，很多人都说，上海人爱出国，当时我也可以出国，出国和支教其实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换一个环境，去体验一段不一样的生活。

　　社会上的善举不少，有善心的人也不少，但是更多的善心和善举都是临时起意，一时冲动，而支教是一个连续一年的行动，爱心应该是持续的，哪怕只是一小点的付出，收获的都是不一样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