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农工党中央将再提“高校去行政化”话题，准备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提交《关于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问题的几点建议》的提案。提案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有两项重大推动因素，一是民营经济发展，二是大量国企公司化转制。提案的建议之一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也急需现代化大学制度建设和民营化这两个要素，应借鉴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允许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型公办大学，转制为民办大学。(3月1日《新京报》)

　　高水平研究型公办大学，具体而言，就是现在的985高校、211院校。将他们中的一部分高校转制为民办大学，有没有可能?对此，公众的担忧聚焦在两方面:其一，如果这些大学转制为民办，是不是学费会进一步提高，贫困生上这些大学，会不会更加困难?其二，会不会降低办学的质量，在办学中出现更多的权钱交易、腐败?

　　放在现行的教育管理制度之下，这种担忧是十分现实的。本来获得国家大笔投资的大学，转制为民办后，国家投入必然相对减少，学校要维持运行，就可能提高学费，如此，家庭困难的贫困生就失去了上好大学的机会；其次，由于我国整体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有限，高水平大学私立，在“学历社会”的背景下，学历就成了赚钱的工具——否则民间资金怎么有兴趣来接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但是，不能因为有这些担忧，就放弃尝试。因为将公办大学转制为民办，本就是教育管理制度的一种改革，而且是为启动更深刻的教育管理制度而进行的改革。在美国，排位靠前的大学，几乎都是私立大学，而这些私立大学，在招生时反而青睐贫困生，比如哈佛大学就推出了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免交学费的政策；在学校招生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家庭经济贫困的学生会被优先录取。另外，健全的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机制，迫使大学必须以教育质量和教育服务来赢得生源的竞争，如此一来，私立大学反而比公立大学更在乎自己的声誉，更重视教育质量。而由于重视教育，学校声誉好，更多的社会捐赠(包括校友捐赠)源源不断涌入，形成良性的办学机制。

　　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管评办”一体化的严重问题。虽然近年来民办高等教育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根据201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民办高校达到676所(含独立学院323所)，招生146.74万人，在校生476.68万人，但在整个高等教育中，招生比例只占20%(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661.76万人)，规模只占15%左右(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3105万人)。这个比例无疑是很低的，如此低的比例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国家将大量资金投向公办高等教育，不但造成本该保障的基础教育保障力度不够(比如直到2008年才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全免费，目前学前教育的三年毛入学率只有50%多一点)，也造成对公办高等院校的投入不足，各地在发展高等教育时，都存在严重的欠债问题，一些学校被追着还债，根本没有心思想着怎样办学。另外，民办高等教育普遍处于较低层次(去年才有5所民办高校获得研究生教育资格)，并受到歧视。其结果是，虽然我国高等教育资源远比10年前丰富，可是并没有给学生提供多元的教育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投资关系，公办高校相对于民办高校来说，自主办学权更小。包括在美国，公立高校也由于财政独立性弱，而存在办学自主权(比如招生)小于私立高校的问题。为此，如果我国能对少数公办高校实行转制，将有如下好处:其一，改变国家对高等教育想大包大揽却包不了的情况，减少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转而集中精力发展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公共基础教育，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扩大教育公平；其二，创造条件，吸引更多的民间资金进入高等教育领域，拓宽高等教育的融资渠道；其三，探索政校分离、管办分开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无论是公办高校，还是民办高校，都将从“公办”“民办”转为“公立”或“私立”，建立起管理者、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各自权责清晰的现代大学制度。这样的大学制度，有益于大学朝教育本位和学术本位回归，而不是现在的政府全权管理、参与办学的行政色彩很强的机构。

　　当然，实行这样的转制，除了注意转制决策的民主、转制操作的公开、透明外，还需要根据“管办评”分离的要求，推进高校“自主办学、自授学位”的改革以及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的高考制度改革。因为只有学校自主授予学位，才可能凸显教育的价值，而不是文凭的价值，引导学校将关注点集中到办教育上来；而学生选择大学，则赋予学生“以脚投票”的权利，被选择的大学必须思考怎样提高教育质量、改善教育服务来吸引学生。我国近年来的“留学热”和国内高考弃考现象已经让高等教育管理者见识了“以脚投票”的威力，问题是，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我国高等教育是真正用勇气做改变，以应对挑战，还是继续维持现有高等教育的格局，而变为温水里的青蛙?（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