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上海的代表委员特别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城市梦等待更多圆梦助手

　　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42亿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占61.6%。随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这一社会群体的总人数还在以每年800万到900万人的速度不断递增。多年研究农民工问题的全国政协常委、农工党中央原副主席左焕琛说，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缺不了新生代农民工，需要引导他们进一步融入城市，引导的手法就是给他们发展的“空间”与“机遇”。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阶层向上流动”意愿强烈

　　左焕琛的提案里有一组来自上海的数据：一次抽样调查中，77.5%的“新生代”受访者“爱上海”，超过半数想作“新上海人”；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其“适应力强”或“较强”。“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融入城市的意愿。”左焕琛发现，新一代农民工都很期盼“职业阶层向上流动”，这实际上是对融入城市的一种渴望，“每次碰到农民工，他们的问题都很集中：哪里有好的培训，哪里可以学习。很多人对技能的提升并不满足，他们希望提升理论、文化的学习”。

　　被称为“农民工代表”的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华日服装有限公司的朱雪芹觉得新生代的“上升需求”并不突然，“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负担比以前轻。以前，农民工家里兄弟姐妹很多，还要赡养父母，挣来的钱大把寄回老家。新生代农民工赚钱只为自己的生活。”

　　“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更希望通过就业努力和学历提升来改善自身的境遇，缩小与本地居民差距，他们的进取意欲比较强烈。”左焕琛提供的调研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成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或“企业员工或公司职员”，仅有6.91%的受访者希望成为“社会服务人员”。在就学方面，在城市中生长起来的受访“新生代”中，希望达到“大专及以上”水平的占35%，远高于没有城市生活经历的农民工子女的期望值。

　　但左焕琛也很担心：“新生代”群体已经表现出一定的社会融入意愿和态势，但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调查发现，受访者认为自己在现实中已成为“新上海人”或已成为“半个上海人”的，还不到40%；约60%的受访新生代仍然认为自己是“老家人”，并不是真正的城里人。

　　大城市里的机会不仅来自工作

　　“很多农民工子女已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渴望生活现状、社会地位的改善，缩小与城市之间的差距。”左焕琛说，大城市应该创造更多的机会，让这些有进取精神的年轻人发展得更好。

　　大城市的“特性”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向上”提供了各种可能。朱雪芹认为：“大城市的企业有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遇。很多大企业都落户大城市，他们对员工有高标准高要求，但这恰恰让新生代有了进步、上升的可能。”

　　在左焕琛看来，大城市底子厚，有余力从就业、教育、文化、社会融入等各个层面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比如，活跃的上海社会组织，可以吸收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其中，上海丰富的社区文化体育活动，也能供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会上的各类团体也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比如妇联、总工会都提供了不同的针对性培训，共青团一直在关注、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她认为，未来需要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进一步融入城市。本报特派记者刘力源沈竹士（本报北京3月7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