烨泉

　　3月6日，在全国人大广东代表团的小组讨论会上，有一段交锋很有意思，它发生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人大代表钟南山之间，不说是为了什么事，仅这两个出场的人物就一定是新闻了。

　　在现场钟南山说，截止到去年10月，广东各种社会组织有30535个，其中大部分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政府该管的和不该管的搞不清楚。想要调动社会组织积极性，不做体制改革，很难做到。汪洋回应道，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评审哪些项目适合放权。现在的问题是，法律法规规定了部门的权力。有的法律规定使部门利益法律化。

　　这是第一回合的交锋，第二回合中钟南山提出要搞自下而上的改革，突破制度障碍。汪洋说，改革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如果法律有障碍，我们一起去上访”。

　　这两段对话你来我往，很有现场感，因为太符合两个人物的个性了。但如果不仔细分析对话的背景，会让人有种云里雾里的感觉。我们不妨先看一下钟南山提了什么问题。

　　去年年底，有媒体报道称，广东将再次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无须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批后再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这一消息曾引发媒体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但是这一改革创新之举显然遇到了制度上的阻碍，行政审批权的下放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正如汪洋所说，由于在立法的时候形成的利益部门化，导致有时候部门的权力是由法律法规来扩大和强化的，要下放权力首先要突破法律，但如果这样又会造成对法治的破坏。这也就是汪洋为什么会说“如果法律有障碍，我们一起去上访”的原因。这种说法很符合汪洋的坦诚直率的风格，但是事实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悲壮。

　　依法行政，规范政府权力，下放政府行政审批权并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很多年前，从中央到地方就在积极地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更重要的是规范政府审批行为是有上位法可依的。我国的行政许可法在2003年出台，2004年7月1日正式实施。行政许可法是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结果，旨在推动政府转变职能。在法律出台前就有人指称行政许可法过于超前，事实也是如此，行政许可法的实施过程并不容易，虽然在当时为了贯彻行政许可法，从中央到地方清理了一些有悖于行政许可法原则的法律法规，但是一方面这种清理并不彻底；另一方面新的有违许可法的法规还在不断出现。政府权力的扩张并没有被一部行政许可法彻底遏制住。

　　如今，广东再次着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下放政府权力，显然遇到了体制机制甚至法律法规上的障碍，需要从突破中寻找改革的出路，但是这种突破并不一定就是对法律制度的突破，相反法律制度恰好为这种突破提供了依据。清理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规定的法规规章，是改革的需要，也是法治的需要。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行政许可法自身可能也需要进一步修订和调整，毕竟它是对2003年以前行政体制改革成果的一个总结，而且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我们对依法行政，依法规范行政审批权在认识上也会有所提高，这些都是法律修订的前提。但是依法推进改革毕竟在我国当前的法治环境下是可行的，也是有法可依的。

　　事实上，不仅是广东的改革如此，各地的改革都是这样。一提到改革很多人就想到要突破法律，其实并非如此。正如吴邦国同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上所讲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从制度上、法律上保障国家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