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香港岭南大学持续进修学院学务主任邱逸博士开讲孙子兵法的场面

　　中新网苏州3月8日电 题：香港学者邱逸解答宋代兵学疑案

　　记者 韩胜宝

　　香港学者邱逸在孙子研究中提出一个为历代所忽视的问题：宋廷既有着明显的“崇文抑武”的倾向，但宋人著述兵书的数目却较前朝有大幅度的增加，如何解释“崇文抑武”和“兵学兴盛”两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共存呢？

　　邱逸研究后认为， “抑武”和“崇文”两项都影响着宋代兵书的撰述，前者规范了宋人撰述兵书的领域，使兵书在宋廷许可的范围内撰述；后者则通武举文试等方法，引导兵书的发展，特别是《孙子兵法》诠释方向。

　　宋廷“崇文”的一面，却对“兵学兴盛”有重大影响。太宗朝始，文人渐成兵书著述的主流，文人论兵现象在仁宗时到达了一个高潮，这除了因为外患深重，人热心国是外，文人长于文字而短于领兵的特点，也是因素之一，因此，武风炽烈的五代，其兵书数目反远不如“崇文”的宋代。

　　另外，武举制度和官定兵书对“兵学兴盛”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和前代不同，宋武举重文轻武， “墨义试”，主要环绕《孙子兵法》内容、注文作题，有助《孙子兵法》合注体的形成和丰富；“策问”以《孙子兵法》用兵原则为试题，催生了以《孙子兵法》理论来讨论史事的兵书，两宋的“以史论兵”的兵书与武学讲义书的出现，实有着武举的影子。

　　对“兵学兴盛”影响极大的武举也深受赵宋“崇文抑武”心态影响。武人地位低微，试生多视武举为终南快捷方式，目标仍是置身文官之列，武举生及第后其档案多放于吏部而非兵部，多以锁厅试换文，形成了两宋特有的“武举及第－－锁厅换文”的致仕之法。

　　邱逸现为香港岭南大学持续进修学院学务主任及高级讲师，据他介绍，其研究另一重点是梳爬宋人对《孙子兵法》的贡献，主要包括：

　　首先，宋代是兵学合流的时期。这合流有两条脉络：一方面是《孙子兵法》体系内的合流，另一方面则是古兵书合流。前者指的是《孙子兵法》是合注体的合辑，北宋由“五家注”到末年的《十家孙子会注》，再发展至南宋的《十一家注孙子》，注家愈收愈多，内容则愈见丰富。后者则是从北宋初年《兵法七书》、宋太宗时的《太平御览‧兵部》到神宗时校定《武经七书》。另外，据邱逸考证，《十一家注孙子》和《武经七书》有着“注”和“经”的关系。

　　其次，北宋《何博士备论》成书开创了注《孙子兵法》的新体例──“以史论兵”，此补充了唐“以史注兵”的不足，通过对人物事迹的评论，带出兵法原则的讨论，史事在兵书的诠释作用上不再是条条的“死资料”，而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集中一人或一事论兵，条理清晰，重点突出，且灵活多变。史书和兵书互通，史例不再只是兵书的注释，而兵法也可反过来解释历史上的治乱兴衰。

　　再次，《孙子兵法》作为武举试书、武学教授书，又进一步使冀以武试进仕的考生对《孙子兵法》投入更多的关注，大大有助对《孙子兵法》的研究，更为集注本《十家孙子会注》的面世提供氛围。形成了以《武经七书》及《十一家注孙子》两大存世版本，此两本迄今仍是研究《孙子兵法》的经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