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记者昨天从北京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获知，公务人员将逐步退出慈善公益组织，为完成对接，北京各区县民政局还会设专人管慈善。

　　慈善公益组织最重要的特点是自愿性、社会性和民间性。然而，低效而不透明的慈善运作，让公众对慈善机构的公信力缺失颇多诟病。慈善逐步回归民间，实在是众望所归。

　　把社会可以做的事，交给社会做，这也是中央精神的反映。温家宝总理日前在全国民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政府的事务性管理工作、适合通过市场和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适当的方式交给社会组织、中介机构、社区等基层组织承担，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与这一精神相印证的，是民政部最近表示，已经在一些地方、并将在全国下放非公募基金会审批权、异地商会审批权等，促进行政效能的提高。

　　让社会成员自己管自己的事，政府职能与社会组织的功能分开，这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民间社会，都将大有裨益。对政府而言，与以前相比，管的事少了，服务成本降低了，可以有效遏制慈善腐败和权力寻租，提升了政府公信力。对社会而言，社会组织尤其是非营利机构参与管理社会工作，不仅这些组织、机构自身得到发展锻炼，还会提升基层民众的民主自治能力；民众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将大大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减少社会矛盾；社会服务能力增强、公众参与管理的积极性提高，社会的运转将会更加灵活；尤其是公民自治中的自愿服务工作，将大大提升社会成员的精神追求。

　　可以预见的是，政府改革带来的政府职能的社会化，这种“自上而下的自治化道路”，一时还不能摆脱转型时期的双重性:一方面政府的行政、官办色彩还未褪尽，另一方面又具有逐步增强的自治性。在这些社会组织发展的过程中，行政化倾向和自治化倾向还会反复博弈，直到这些组织成长到可以自谋在资源配置上的自主权。

　　另外，把社会接得住、管得好的事交给社会，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从此不管不问。恰恰相反，“非官办”绝不是简单的市场化、社会化，有些情况下政府可以向社会组织和机构购买服务，但这些行为都要在法律框架的约束下。

　　看一个社会的民主程度，基层民主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民主是需要训练的，不仅要有机会，更要创造条件。让大家学习自我管理、服务，就要进一步创造法律、文化、社会环境，尤其要保证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的有效性。由此，才能保证社会组织的发展不走样，能独立。（秦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