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下午，长沙市民尹默三驾车欲与朋友聚会，中途搭载了两名男子。行驶途中乘客突然表示他们是运管执法人员，将车辆扣押，随后对尹默三处以三万元罚款。而尹默三解释称，自己是学雷锋做好事，没想过要真正收钱，不承认非法营运。（3月29日《中国青年报》）

　　尹默三的遭遇，并非个案，类似被长沙运管处扣车、处罚的还有彭德军。而长沙车主林先生掌握的情况是，20多个和他类似遭遇的司机，80%是在3月6日，即“雷锋日”的次日那天，在长沙市同一个地点，被“钓”到邻近的湘潭，都被处以2.8万元罚款，罚款单位是湘潭市交通运输局。如此大面积“钓鱼执法”，内驱力何在？是否“执法经济”作祟？这是有关方面需要调查清楚，并予公众一个明白交待的。

　　逸出程序，“钓鱼执法”，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这不是在维护、管理社会秩序，而是在破坏自发生成的，原生态的社会秩序，消解民众间的信任关系，使得人人自危，而归于“流沙化”。你“碰瓷”敲诈一般，尽想着人家荷包里的罚款；而人家却想着三月雷锋月里学雷锋，下雨顺带捎上一程呢！雷锋月里“钓鱼”忙，下次谁还敢做好事？去年10月引发国民深切反思的“佛山小悦悦事件”，我即指出，即便不排除个别过路民众冷漠不伸援手，但诸如“钓鱼执法”之类违法执法，公权力的失范、失德，也当负有相当责任，有着莫大的关联。

　　于立生 成都 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