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阳供图

　　都市时报记者 吴雯芳

　　在《二号首长1、2》这两部目前最火的“官场小说”出现的前几年，黄晓阳还纠缠在他与张艺谋的官司里。那场因为《印象中国：张艺谋传》而导致的官司，让作者黄晓阳及出版方华夏出版社损失45万元。

　　那段时间，黄晓阳名下的作品还有《王菲画传》等。不过，在他看来，当时这些传记“并不能被称之为作品，只是养家糊口的东西”。即使在《二号首长1、2》这两本“销量100万册”的畅销书出来后，他仍认为，自己最好的作品还没有出世。

　　“中国人对权力学的研究被两本书误导了，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厚黑学》。”这就是黄晓阳为何要创作《二号首长》的原因，他说，我们天天讲什么阴谋论，是错误的，不是权力学的本质。

　　实际上，他并不愿意把自己这套畅销书归为市面上一般的“官场小说”，而更愿意解读为“探讨官场规律的一本小说”。

　　哪怕他的小说创造了“销量100万册”的成绩，他仍对如今的图书出版市场感到悲观，所以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去电视剧和电视片这个‘烂市场’捡点机会”。

　　中国人被《三国演义》《厚黑学》误导了

　　都市时报：您在书中把官场显规则浓缩成一句话：当官是一门技术，王者伐道，政者伐交，武者伐谋。怎么通俗理解后面这三句？

　　黄晓阳：王者，理解为顶级。道，我解释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伐，就是使用、运用。政治的顶级智慧，是适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政者伐交，这个交，实际上是一种平衡，是人与人的交换关系。这是政治智慧的第二个层次。意思是聪明的人，一定不会把别人置于死地，而是取得政治的平衡。

　　一般人认为“交”是厚黑的，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很荒唐的。自然界平衡风调雨顺，为什么官场平衡就叫厚黑呢？这是很奇怪的理论。其实，平衡是官场的终极学问，权力平衡了，国家就稳定了。

　　武者伐谋，武者仅仅是个概念，属第三个层次，可理解为有勇无谋者，其实也不是有勇无谋，应该是比较直接一点的，谋略谋术。这三句话，是我研究春秋历史总结的。总结这三句话，我研究了六七年，然后才写《二号首长》。

　　都市时报：为什么会把春秋历史研究放下，写《二号首长》？

　　黄晓阳：中国人对权力学的研究被两本书误导了，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厚黑学》。

　　大家都认为权力就是玩阴谋诡计，就是钩心斗角，使用权术，但没多少人用阳谋、王道。这在中国政治生态中是很不健康、很错误的一种观念。我之所以要写《二号首长》，就是想通过我的声音，来告诉大家，我们天天讲什么阴谋论，是错误的，不是权力学的本质。

　　什么叫官场小说？我不清楚。至少在我看来，我们目前所谓的官场小说是揭露、泄愤，对社会不平。好像把愤泄了，大家都明白以后，我们社会就太平了。这种理解，我不敢苟同。我觉得我跟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我用我对官场的理解，对权力学的理解，向人们推销一种权力学本质的东西。我不希望人们说我仇恨官场丑恶，我不是，我只是希望自己把这个东西摆明。

　　反对“排位文化”的人是真正有害的

　　都市时报：作家王跃文曾说过，读者通过小说来学习官场之道太傻，而商人柳传志却推荐过《二号首长》。他希望人们从中学习与官员打交道的技巧和经验。还有人说官场小说是“官场教科书”。您认同哪种观点？

　　黄晓阳：肯定不是“官场教科书”。王跃文和柳传志两人是从不同角度去说的。小说是作者借小说这个平台，向社会表达一种东西，希望读者看后，能够引起某方面的思考。虽然不是教科书，但是却能引导一种思路，思想方法，学习方法。柳传志是从这个角度说的。王跃文是从编的教科书这个角度说的，角度不一样。

　　都市时报：网上曾流行一个段子：怎么给领导排位置，包括开会时怎么排，有饭局时怎么排。跟您书中的“在不同场合怎么称呼领导”异曲同工。在您看来，这应该算是如今“唐小舟式”公务员的基本功吗？

　　黄晓阳：排位是一种文化。大家误解了这种文化，认为这是不平等。实际上，社会是一个秩序社会，排位是一定要的。没有秩序，社会就乱了。国外也讲究排位，当然，国外的排位方法，与其文化有关，中国的排位，与中国文化有关。这没什么奇怪的。恰恰相反，那些反对排位文化的人，是反判的，是一种反文化思想，才是真正有害的。

　　都市时报：现在市场上的官场小说跟风之作不少，您觉得官场小说以后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黄晓阳：现在被列为官场小说的这类小说，还原官场的某些本质，让大家了解一个现下真实的官场，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将目光专注于阴暗阴谋，只是揭露和曝光，甚至是在现实事件发生后进行演绎。这样的小说，即使有现实意义，意义也不太可能是正面的、积极的。正是出于这种思考，我写官场小说，希望突破这个局限。我更希望探讨一种权力学的规律。或许，这才是所谓的官场小说未来的方向。

　　我也希望读者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我的小说，而不是只要官场，就是厚黑阴谋什么的。从内心说，我不希望读者把我的小说，等同于现在的那些官场小说来读。我觉得我们写的不是一样的东西，不是一样的概念。

　　小说已经没落，图书市场让我悲观

　　都市时报：近年来，最大的社会议题还是那些“底层向上的流动空间、权力与资本的操作模式”等等。让人产生的期待是，在这种环境下，小说如何再造经典？

　　黄晓阳：小说再造经典，是痴人说梦。小说是借助于某种传播平台产生的，几千年来，传播平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说已经没落了。

　　国外的文学对人性的关照，让我们的文学工作者推崇备至。我们为什么写不出人性的东西？他们为什么能写出人性的东西？因为他们的文化，停留在中国的很多年前，几百年前。真正研究人性的东西，东周西周的时候就已经研究了，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已经研究了。只是研究作品的表现不同，读起来不那么容易读，记录下来的东西也不行，所以没有留下来那么多。

　　都市时报：您在别的场合说过，《二号首长1、2》这两本书让您第一次知道了“畅销”的真正概念？

　　黄晓阳：在中国现阶段，图书所谓畅销，是一个很可悲的概念。在日本，几十万册销量的书，都不一定算是畅销书。而中国这么大个国家，三万册，就已经算是畅销书了。我的两本书超过了一百万册销量，已经足以令某些人感到恐惧。这实在太悲剧了。而那些完全没有丝毫社会意义的电视节目，一个点的收视率，就是几千万人。可实际上，现在的电视屏幕上，垃圾遍地，却仍然在垃圾着，并且创造着天价的经济效益。

　　都市时报：也就是说现在的图书市场让您觉得悲观？

　　黄晓阳：悲观！中国人失去了读书的习惯。只看电视上的垃圾剧和垃圾节目。中国人把自己的传统文化砸烂了，现在整体无文化。

　　都市时报：看到您在微博上招能写剧本的人，所以您是要转型成剧作家了吗？还是要讲将您的作品改编成电视剧？

　　黄晓阳：电视剧和电视片市场，是一个比图书更烂的市场。可是，目前这个烂市场却能吸引整个文化产业最大的资金。所以，我准备去这个烂市场捡点机会。

　　都市时报：流行了很多年的国考热，今年依然不减热度。以您对权力学的理解来看，您认为现在的青年，为何热衷于成为官场中的一分子？

　　黄晓阳：因为人们找不到公平，通过国考，还算能找到公平。我在书中说过了，目前我们的官员选拔制度，是举贤制，也就是伯乐制。这是一个早于科举制的制度，显然因为不合时宜，才被废止，被科举制代替。现在的国考，相对于举贤制，是社会的进步。可能是几千年前就已经被证实了的进步。

　　●名片

　　黄晓阳：湖北大冶人，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人物传记、官场小说作家。著有《香港廉政公署全传》、《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王菲画传》、《印象中国：张艺谋传》、《二号首长1》、《二号首长2》、《高手过招》等书。现就职于湖南日报《华声！领导者》杂志，担任总编辑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