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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红松绘
■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推进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
——党的十六大报告
■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
5月底的一天,下午4点,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研究员徐星还在电脑前忙碌着,办公桌上摞着各种材料和书籍,地上堆放着没来得及整理的化石。不久前,他带领研究小组取得的最新成果又登上了《自然》杂志,“我们通过对‘华丽羽王龙’的研究,推测这一巨型动物发育出具有保温功能的原始羽毛,可能与白垩纪早期的气候有关。”如果这一假说得到最终证实,将是羽毛起源与演化研究的重大突破。
发现“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型空棘鱼”化石,进一步支持了肉鳍鱼类起源于中国南方古地理区域的假说;郑氏晓廷龙的研究结果,颠覆了鸟类起源的传统认识……今天的古脊椎所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古生物研究机构之一,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拉瑞·马丁这样评价:“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古生物研究机构能与其媲美。”
从“发现化石”到“解释化石”——这是古脊椎所成为世界顶尖研究机构的最重要原因——他们力图依靠中国丰富的化石资源“还原”生命演进的轨迹,推测进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最近10年,是古脊椎所发展最快的10年。古脊椎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说:“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对基础科学稳定并逐年增长的投入。”
硬件:先进的仪器设备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古脊椎所的地下室,放着两台“宝贝”——“高精度CT”。“这是我们所和高能物理所、自动化所联合研发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CT机,投资近千万元,去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研究员朱敏介绍说,“高精度CT”能三维呈现化石内部,“既无损伤,看得又清楚”。现在,这些最“热门”的仪器,吸引了很多国内外学者,“利用这些仪器所做的研究成果,正陆续发表在《自然·通讯》、《美国科学院院刊》等知名学术期刊上”。
科学领域的开辟和重大科学创新往往以科学仪器的突破为先导。先进的仪器设备,让过去很多“不可能”成为“可能”。
脊椎动物进化系统学重点实验室的张文定指着一幅显微照片说:“这是恐龙蛋卵壳膜有机质的照片。卵壳膜就是贴在蛋壳上的那层膜,以前光学显微镜看不到这么精细的结构,人们以为恐龙蛋膜不可能保存下来,而引进了电子显微镜就发现了这个结构!”
说起仪器设备的改变,恐怕没人比1975年就在所里工作的他更有发言权。张文定摩挲着一台乳白色机器说道:“这台微距连续切磨系统是2003年购进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硬组织切片机,切片厚度可达几微米。我们的技术也是古生物界最先进的!”
“以前,我们用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买的产品。”他指着角落里一个表面油漆已经斑驳的“铁疙瘩”。“这个机器最薄只能切到几毫米,精度差不说,一运转起来震耳欲聋地响,冷却水溅得满屋都是,每次工作完,我们满头满身都是泥水。”
张文定说,这10年来,所里累计投资近700万元用于购买仪器设备,除了电子显微镜和微距连续切片系统,还新添了软X射线检测仪、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等。
从购买到自主研发,先进的仪器设备支撑着古脊椎所的研究逐渐从传统的形态学和分类学,深入到精细的、更多研究方向的研究。2008年,古脊椎所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脊椎动物进化系统学重点实验室,研究对象涵盖现生生物及化石。如今,实验室正在努力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
软件:稳中有升的科研经费让科学家能安心致研
周忠和的办公室就在徐星的楼下,此时他正在指导美国博士后Jingmai O'Connor。“我们所这些年先后来了十几名外籍博士后,大多来自美、法、日等国。去年,我指导的法国博士后出站了,现在他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工作,依然保持了与我们的合作。”周忠和说,“吸引更多国外的学者来这里交流学习或工作,这是研究走向国际化的必然趋势。”
说起这些年的改变,让周忠和印象最深的,是国家对基础研究稳中有升的投入,能够培养人、留住人,“科研经费逐年递增、科研环境的不断改善、科技工作者待遇得到提高,只有实现了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统一,才能让科技工作者安心致研。”
科技部、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周忠和说,十多年来,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入稳中有升,让科学家们能够安心致研。“特别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来对基础研究发挥的作用太大了!就拿我们课题组来说,从2001年到2010年,连续3期入选基金委的创新研究群体,累计经费达到1000多万元。”
“我们的研究没有任何‘经济产出’,却不可或缺——因为只有知道生命从何而来、如何演化,才能更准确地预测人类的未来。”周忠和说,“基础研究是自主创新的源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这个80多年老所的变化,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历程的缩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对基础科学的重视。
(本报记者 齐 芳 更多内容详见4版《大图解》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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