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伟

　　最近几年，一系列主题事件都烙上了CHINA的烙印，同时也催生了一批标志性建筑。这些建筑享誉海内外。国内各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建设也随之蔚然成风，这类建筑多标榜民生，但每平方米造价都达到近万元，远高于小学、医院等更为民生的公益性设施。

　　这就是理想与现实的脱节：主流形象工程宏伟震撼，但给自己国民带来快乐和积极的效益并不多。反之，一系列由于设计、拆迁、建设带来的争议将其与民众对立起来，中国式主流建筑的建设行为饱受争议。

　　对十几年来过分商业化的建筑学应进行全方位反思。

　　过去，占据主流的只有为形象工程，为房地产泡沫，为资本炫耀服务的建筑学。主张标新立异的包括业主、城市管理者和建筑师，他们通过制造话题引起社会的关注，满足各种私利。而且中国城市建设的规划程序里缺少了监督，各类建筑的决策行为显得武断而草率。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建筑与城市生活的脱离，与建筑物所处的城市与文化似乎难以找到共鸣。

　　之前国内媒体评出的“最丑建筑”多数也是因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的原因而入选。这样的建筑是工业化的、缺乏生命力的。建筑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实现主事者自我价值的工具而已，丧失了其本应具有的公共属性，也失去了其所承担的“以人为本”的学科精神。长期如此，国内的建筑体系开始与平民脱节：公众参与形式化，平民自建边缘化，建筑师的作品尽管成为城市形象最好的展示物，但建筑本身被赋予的实用性和平民姿态在哪里？

　　最近两年，中国经济步入了令人纠结的转型期，长期粗放型发展的弊病开始集中显现。我们从来就不是一个资源大国，必须认清，在建筑设计领域，原创不应指向昂贵的材料和新奇的形式，而应具备技术、社会、文化等多重内涵，必须立足于本土的情况和文化背景。最近获得普里兹克建筑学奖的建筑师王澍的案例也告诉我们，关注本土，才能影响世界。

　　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本质和长期以来建筑对弱势群体关怀的不足都决定了平民建筑才是中国未来建筑领域建设和发展的重点。中国的大量建筑都不应过于昂贵，它们应当是普通的学校、医院、看得起的剧院、买得起的住宅、廉价的农村住宅和设施等。它们应是简朴的、看似平淡却又经过推敲的，应使用廉价的、本土的、地域的材料，探索简单而容易普及的符合国情的适宜技术创新，优化日益恶化的环境，营造具有中国人精神的场所。

　　在这个时期，两件事情就需要引起关注。一个是在近期，大陆建筑师李晓东在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崎岭乡下石村建造的桥上小学，因其关注弱势群体初衷和方便出行的设计理念入围了英国《卫报》评出的8个世界各地最有创新性且具有可持续性的环保建筑，获得了普遍性的社会关注。桥上小学的建筑朴实无华，没有噱头、甚至没有形象，但却真正凸显了“现世”的价值，植根于淳朴的乡村中，焕发着勃勃生机。

　　又如台湾建筑师谢英俊，他把自己在台湾进行的草根社区的建筑实践经验，带到内地的乡村建设中。谢英俊“参与式实践”的独特之处在于，不光是将可持续、环保等理念纳入乡村的基础设施与人居环境设计中，同时还在设计、建造过程中坚持“协力造屋、自助建房”的原则，通过培训、合作等手段鼓励当地农民积极参与，让建筑学成为一种大众化的教育行为。

　　可以说，这些是平民建筑的理想状态。我们需要一批这样的建筑师和建筑作品，同时也需要关注和支持他们的政府与市场。只有实现建筑设计行为的参与性、平民性和普遍性，并影响到各级政府的决策行为，平民建筑的春天才能真正到来。

　　20世纪最伟大的建筑师、法国人勒·柯布西耶在他的名著《走向新建筑》中指出：“当今的建筑应专注于住宅，为普通而平常的人使用的普通而平常的住宅。它任凭宫殿倒塌。这是时代的标志。”可见，建筑只有真正扎根于民众，才能与时代共成长。我们当然可以拥有世界第一高楼、最豪华剧院、世界级的大体育场，但这只是虚假的荣耀。中国实现转型，在建筑层面的成就应该是普通人的生活环境和空间质量达到良好状态，充分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与快乐。平民建筑的春天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参与和见证。

　　（作者系建筑界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