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显微镜是张雷的亲密“战友”。 本报通讯员 何建良 摄

　　他的生活被各种光怪陆离的车祸包围，活的欺骗和死的沉默遮盖了车轮下的真相。他要做的，就是还原撞车现场。在那一瞬间，车辆究竟以怎样的速度和轨迹冲向灾难？

　　6月29日晚上，办公室的灯光下，张雷皱着眉头又开始和照片较劲。张雷是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博士后，是国内交警系统惟一的一名博士后，最长于交通事故中车速鉴定。这个晚上，他翻来覆去摆弄手里的20多张交通事故照片，一直比较、测算、琢磨至深夜。

　　长安街“英菲尼迪”案、除夕夜朝阳区“叠罗汉”案、东五环7人死亡的特大交通事故案……北京每起重大交通事故背后都有他思考、实证的漫漫长夜。

　　□人物对话

　　清华博士后不悔当交警

　　2008年7月，张雷作为高级人才引进市交管局交通事故鉴定中心。张雷并不是所有的案子都会进行车速鉴定，只有有委托，或者令人关注的事故，才会进行这项鉴定。

　　作为一名博士后，选择做一名交警，很多人，包括他的妻子都不理解，但37岁的张雷不后悔，尤其工作4年后，他更庆幸地认为，这里恰巧是他学以致用的地方。而且，妻子现在也全力支持他，因为他忙于工作，妻子几乎独自承担了家里家外的事情，为此放弃成为一名大学老师，改在一所中专学校工作。

　　记者：作为一名博士后，怎么会选择做一名交警？

　　张雷：毕业时确实有很多选择，看起来可能都要比这个好，但我坚决选择了这份工作，我就是想学以致用。这也和我的另外一个理念有关，虽然我学的是汽车工程，汽车产业确实会带来经济的发展，但我认为大城市并不适合大力发展汽车，最适合发展的是轨道交通，相反交通不太发达的地方可以发展汽车产业。

　　记者：有没有后悔过？

　　张雷：从来没有后悔。这份工作既能和我所学的专业结合起来，还能踏实做事。而且我不光围着事故转，科研也没耽误，这一点局里也很支持。所以，感觉自己就像到了主战场，在前线冲锋陷阵一样，自己的所学有了价值。

　　记者：遇上过棘手的车速鉴定案吗？

　　张雷：目前还没出现，有时候甚至希望出现对我们车速鉴定的质疑。如果出现有难度的案子的话，说明信息不全或者太少。对于这类案子，除了现有的技术手段外，我们也在探索其他方法，不断创新方法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比如，随着车辆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车辆有可能增加记忆功能，到那时候这个记忆功能就可在事故调查中使用。

　　记者：国内外的车速鉴定水平怎么样？

　　张雷：北京的车速鉴定水平在国内肯定是最高的，也是最先做起来的。从国际上来说，虽然国外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但不一样的是，国外的车路矛盾并不十分突出，交通事故也相对少一些，而且国外的警种并不像国内这样分得十分细，他们更多使用的是刑侦科技手段。因此，迄今为止，鉴定水平也是中国最高。

　　□案例一

　　英菲尼迪是超速了，可超速多少？

　　许多人至今还记得英菲尼迪撞向一家三口的那起惨重的车祸。2010年5月9日凌晨5点35分，建国门外大街永安里路口，“英菲尼迪”撞上前方等红灯的“菲亚特”后又撞上了公交车。监控录像显示，撞车瞬间，英菲尼迪的车速并不慢，可它究竟有多快？快到是否超速？监控录像显然不会说出答案。

　　英菲尼迪事故中，肇事司机陈家负事故全责毫无疑问，是否测车速并不影响事故定责，但这起车祸受人关注，很多人关心英菲尼迪的车速，因此专案组决定马上测出速度。

　　事发后不久，张雷就拿到了事故照片，他仔细挑选后，拿着五六张关键照片赶往事故现场，他要到现场寻找和照片上一一对应的路面痕迹。张雷一边观察，一边决定了计算车速的方法。

　　张雷说，当天上午11点，他开始计算，下午4点左右，不到5个小时，车速鉴定报告出来了。报告显示，根据图像法测速，陈家肇事的时速是110多公里，而该路段限速为70公里。

　　图像计算法，就是单位时间内出现的图像帧数。这种方法里最重要的就是数图像的帧数，不能出错，否则直接影响计算结果。

　　没有人知道，在5个小时里，除了报告上的图像法外，还有另外两种方法一起佐证了这个结果，分别为通过车辆塑形变形????法和路面上遗留的轮胎印用重量法来计算。用车辆塑形变形法来计算车速，就是根据车子的伤情，比如两车追尾，无论是正面撞、侧面撞等，它都有来源于实验数据的相应计算公式。因此采集这些事发后的痕迹数据非常重要，而这起事故的现场勘查非常全面，张雷测车速时，使用的就是勘查数据。

　　像每起车祸一样，英菲尼迪案也留下了轮胎印，根据轮胎印的角度、路面的摩擦系数、车辆的质量，还有路面究竟是柏油路还是土路等属性，就可以计算车速。

　　张雷说，上述每种方法他分别计算至少3遍，然后再由他的同事验证一遍。“算一遍很快，但是按照我的习惯，会至少重复做两至三遍。”张雷说，这是因为他拿出的计算结果会直接影响到一起交通事故的性质，所以他必须慎重对待任何一起事故，所选用的方法也必须是众所认可并更适合的方法。“测车速不可避免会出现误差，但要把误差降到最低，宁可多下工夫，也不能出现差错。”张雷说。

　　□案例二

　　“叠罗汉”事故中谁是开车司机？

　　2011年除夕夜的晚上，在朝阳区大鲁店北路德安路北口，一辆车中共4人无一幸存，而且被全部甩出车外后以“叠罗汉”的形状倒地，究竟谁是司机？这个问题成为事故调查中最大的难题。

　　虽然是单方事故，但因为存在责任认定和赔偿问题，所以必须确定谁是司机。

　　张雷说，他首先要确定的是车的运动轨迹，包括车的方向、旋转等都一一分析清楚。同时，还对人的受力进行了分析，因为在车辆的运动过程中，不同的时间点人的受力并不相同，从而在车上留下不同的痕迹。

　　张雷的运动轨迹和受力分析主要用来指明事故的侦查方向。比如，通过对车辆运动轨迹和人员受力情况的分析，张雷初步断定，司机至少在左侧的肋骨和股骨有明显的受撞痕迹。他的这一分析结果，刚巧和法医的检验结果吻合。

　　根据同事们先期的分析结果，张雷进行了大量的车辆运动轨迹分析，最终包括车子的腾空、车内的人如何腾空、谁先甩出、谁最后甩出、“叠罗汉”的顺序等一一清晰呈现，并最终分析出每个人在车内的位置。

　　这起事故中，最让张雷引以为傲的就是和同事们的协同作战，他认为是“最佳典范”。如果没有法医、酒精检测等各个同事的努力，他的轨迹分析即使做出来，也无从和车内的人员分别对应。

　　□案例三

　　晚高峰12分钟复勘完“东五环事故”

　　2009年7月28日下午，北京东五环，山东籍司机刘平驾驶“东风”天龙半挂大货车由北向南在第三条车道内行驶时，突然越过中心隔离带，与由南向北行驶的3辆小客车相撞。事故造成6人当场死亡，1人送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受伤。

　　如此复杂的事故，要进行仔细的现场复勘的话，至少需要封路1小时。而这对于正是晚高峰中的东五环来说，会造成的交通压力不言而喻。因此，张雷大胆提出，使用交通事故综合调查取证体系中的逆向推理法进行现场复勘，这是他第一次在复杂事故中，使用逆向推理法。

　　一般而言，事故复勘都是在现场划皮尺、画图，然后通过现场痕迹等进行分析拿出勘察结果。但是逆向推理法不一样，根据撞完的结果，先假设推理出现场可能留下的痕迹。在这个事故中，张雷假设了30多处事故痕迹，然后在现场寻找一一对应的痕迹。结果显示，其中32处全部吻合，只有两处有差别，这样仅用了12分钟就完成了事故现场的复勘，大大缓解了当时正是晚高峰的东五环的交通压力。

　　本报记者钱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