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文革”创伤，又饱经市场冲击的国人，到了历史发展的今天这个阶段，才真正弄懂了“哦，原来早期清华国学院那些导师不是落伍，而是超前”……

　　端午节的下午，在商务印书馆与首都图书馆共同举办的“百年学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系列讲座”上，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刘东带领200多位听众重温中华百年学术史上的传奇岁月，追溯清华四大导师的心路历程，让人们重新体验那个时代不可复制的国学神话。

　　“洋”和“土”

　　100多年前的中国，传统文化频遭质疑，西学新知顷刻涌入。一时间，中西学并立，文史哲分家，新的学科不断兴起，局面令国人眼花缭乱……而中华现代学术的转型便完成于这个乱象中。

　　在刘东的眼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与赵元任——当年清华国学院里的四大导师至今仍是难以逾越的高峰。他们虽是国学院的导师，但他们却是当时中国的西学名家，当他们融入世界性的框架后，又回过头来反观本土的学术文化；最重要的是具有如此开阔的世界眼光并没有让他们忘祖，所以他们虽然放眼全球，却可以照样把根扎在故国。于是，故国传统在他们那里就反而显得既值得坚守，又充满灵动和弹性。

　　刘东告诉听众，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事实上，是来到清华以后他才发现本院早期的几位著名导师具有一种共同特征，就是在其治学的前期，都曾经相当深入地沉迷于西学。于是，后来他们虽然身为国学院的老师，但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在当时的国人当中仍然遥遥领先。而更加耐人寻味的偏偏是这样一批西装革履的复古派，这样一批洋得如此之土的人，非要转回到传统的国学研究上来；他们整理国故，融合中西学问，他们吸取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既不为守旧思想所拘囿，又不为反传统思想所干扰，这种跨越与回归塑造了清华国学院的学术风格。正是借助他们这种转向，才产生了以清华国学院为代表的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国学研究。

　　“落伍”与“超前”

　　毋庸讳言，在我们以往的印象里，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是源于外面世界的，而与之相互对峙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必然是源于本土的。结论则常常是简单的：激进是“超前”，保守就是“落伍”。

　　刘东问：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人家当年更深一步的学术追求判定为落伍和倒退呢？难道作出这样的判定不正是“自我殖民化”的表现吗？否则，为什么当人家热衷于西学的时候，尽管他们当时那些学理没有那么深刻，却可以引起普遍的叫好；而人家展开了新的追求，比如王国维，他前期显然不如后期的学术分量重，反而一概被判定为退步。这种观察的角度不正是基于格格不入的外来立场吗？

　　刘东说：在我看来，正是这样一个划分，这样一个过于简单的框架，人们才理解不了早期国学院的老师，他们的思想究竟是拥抱世界还是背离世界？是紧跟潮流还是逆潮流而走？是继续有所精进，还是走向没落？其实，真实的历史情况远比这复杂得多，因为上述两种思潮都可以在本土找到根源，也都可以在国外获得原理。

　　刘东的结论是——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够顺理成章地领悟到，到底是哪种精神和做派才是真正的上升，到底哪一种学术取向才代表历史学术发展的正确的方向。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能够顺理成章地理解为什么遭遇“文革”创伤，又饱经市场冲击的国人，到了历史发展的今天这个阶段，才真正弄懂了“哦，原来早期清华国学院那些导师不是落伍，而是超前”，才从心里真正开始认同四大导师带来的文化选择。

　　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顺理成章地明白，其实并不是梁启超等人当年走向倒退和反动，而只是因为他们沿着学理向前行得太远，使得他们同时代的人无力跟上，也不是梁启超他们这些人对不起他们那个时代，而是深陷于各种矛盾、陷阱、纠结中的那个时代当时根本就无力去响应梁启超他们提出的那么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