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一个多达70万人的新群体逐渐来到这里，这些人为什么来到香港？香港怎样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与香港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正如一个在香港的北京人所说，当飞机无论降落在北京的机场还是香港的机场，她都会有一种感觉———回家了。她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香港人，同时也无法抹去是一个北京人的印迹。这一次，我们将走近来自内地的新香港人。

　　这一站，香港

　　香港新家园社会服务中心专门为来自内地的香港新移民提供各方面的免费服务。据统计，现在香港已有70多万来自内地的新移民。

　　七年前，还在清华大学读一年级的赵晗与来内地招生的香港大学不期而遇，一种走出去的渴望让她放弃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清华经济管理学院，而选择了香港。

　　同一年，一个名叫唐娅的舞蹈演员也从内地来到香港。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的她，二十岁出头就已经是杭州歌舞团的台柱子。2005年，她通过考试进入香港舞蹈团，但却仅仅是一名群舞演员。“我考上一个平台很高的团体，那我觉得我既然喜欢，我就得去做。”唐娅说。

　　这一年，30岁的吕亚钧辞去了当时国家外经贸部主任科员的职位，前往美国求学。经过两年的学习，吕亚钧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美国最著名的两家投资银行都为他提供了留在美国的机会，他却最终选择了香港。“我学的是金融，对这个行业来讲，香港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特别是中国经济，在背后强有力的支持。香港经济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我又能利用我的文化背景优势，把自己的事业推向高点。”吕亚钧说。

　　根据香港入境处统计，回归15年来，像赵晗这样通过求学留在香港工作的内地人已数以万计，而唐娅、吕亚钧则得益于香港政府推出的“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和“优才计划”，已吸引5000多名专业人才来到香港。此外，还有一个每年大约5万人的庞大内地人群来到香港。

　　谢仲爱的公公婆婆几十年前从广东移居香港，2001年前后，丈夫谭精想的三个兄弟姐妹也纷纷跟着老人家定居香港，2006年谢仲爱带着女儿投奔丈夫，像这样为了家庭团聚来香港定居的占内地来港人群中的大多数。

　　我选择留下

　　香港繁华、璀璨，但同时也意味着异乡的漂泊、激烈的竞争、快速的节奏以及狭窄的居住空间，是什么在吸引着他们一直留在这座城市？

　　来香港一个多月后，因为一次偶然的手指骨裂，唐娅一度有了动摇的念头。而能让她忍受生活的孤独无助继续坚持下来的，是她来到香港的初衷。唐娅说，香港舞蹈团首先的定位就是做舞剧，不参加商演。作为香港政府直接资助的非营利性机构，它旨在推动中国民族舞蹈的创作，对于唐娅这样的舞蹈演员来说，舞剧才是实现自身艺术价值的方式。唐娅在香港找到了一个更加专业、更加纯粹的舞台，于是她选择了坚持与留下。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而中环区域则是中心的中心，在这些密集的高楼大厦里有数不尽的投资公司、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行，这里的效率世界领先，这里的人所承受的压力也让人难以想象。作为一家国际著名投行的高管，吕亚钧深有体会。“有一次我连续熬了两天之后回到酒店，大概睡了5个钟头，醒来后发现大概有4个未接电话都是领导打来的，我试图跟他解释说我前两天都没有睡觉，但只说了前两个字，马上就被打断，说不要跟我解释，马上在10分钟之内回到公司，这个是你应该做的。”

　　尽管觉得残酷，但吕亚钧说：“我觉得在你转型的头几年，在你还年轻、还有精力，还可以拼搏的时候，你是希望能够在这种高效率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下面历练自己，为将来打下一个更好的基础。”

　　来到香港，赵晗最大的感触则是自己变得更独立。“原来在清华的时候，有很严格的班级制度，一来这儿什么都是自由的，独来独往，自己对自己负责。可以说北京是我成长的地方，而香港是我成熟的地方。”

　　香港再发现

　　初到香港，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社会环境都有着明显差异，在磨合的过程中，他们对香港有着怎样的新发现？香港又如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2008年从香港大学毕业后，赵晗顺利进入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但7个月后，她就毅然辞职。2009年，赵晗去北川和香港的志愿者团体一起为灾后重建做心理援助工作。回港后，赵晗进入一家公益机构，专门为北京的外来工子女教育提供培训、心理辅导等服务。

　　“你接受了好的教育，就要为自己攫取荣耀、攫取地位，但这是教育的真意吗？我对于香港还有一点觉得很欣赏，就是这里有很多元的、很尽责的一些民间组织。我也并不是一个有多么高觉悟的人，只不过是一个想踏踏实实认真做点实事，忠于自己的人。”赵晗说。

　　这一年，唐娅也从一名群舞演员一步一步成为当时香港舞蹈团唯一的首席女舞蹈演员。“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在香港，竞争规则的公平、公开已成为一种社会共有的信念。

　　“香港的竞争是非常激烈，但我的感觉是这种竞争是良性的，还是有促进意义的。在这个空间里面你和所有人平等竞争，你被淘汰也会无怨无悔。”吕亚钧说，这是一种非常踏实的感觉。

　　“其实人怎样才能有安全感呢？还是说有规矩，没有规矩的自由并不能带给人安全感。而香港的法治精神特别令我感到安全。”赵晗说。

　　谢仲爱一家正是其中的受益者。刚开始，谢仲爱一家四口住的房子只有20平方米。三年后，他们顺利申请到香港政府的廉租房，每月只需付两千多港币租金，有四十多平方米；女儿也通过程序申请到助学金，并考上了公立英文学校；最让一家人欣慰的是从小有些语言障碍的儿子得到了政策规定的援助。

　　我是香港人？

　　新香港人在这座城市慢慢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但要成为一名香港人，更为重要的是能否真正融入这里的文化与社会，他们准备好了吗？

　　有一次，有个人对赵晗说：“你们这些内地人现在跑到我们这儿来争资源，争饭碗，我想跟你谈谈这个问题。”赵晗什么也没有说。“当时听了心里还是挺难受的，特别是2008年前后北京为了奥运真的是改头换面，很多地方都找不到，面目全非，而我并没有参与其中，但是我回到香港，香港人也永远不会把我当成香港人，所以我就有一种两边都不被接纳的感觉。”

　　这种身份归属的困扰曾让赵晗一直无法释怀，直到进入公益机构为北京的农民工子弟编写一套教材时，一个“双重身份”的概念让赵晗解开了这个心结。“作为一个漂泊到香港的北京人，我想我也可以有双重身份，我既了解烤鸭又明白广东烧鹅，我既懂得咱们北京的豆汁又能品尝香港的豆浆。”在赵晗工作的公益机构里，她是唯一一个内地新移民，而她的双重身份反而成了工作上的优势。

　　按照香港法律，只要在港满七年就可以申请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并且享有和香港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香港身份对于绝大多数新移民来说是盼望已久的梦想。但是，也并非所有的新移民都对香港身份迫不及待。

　　赵晗说，关于这个还在考虑，因为听说得注销北京的户口。“如今，当飞机无论降落在北京的机场还是香港的机场，我都会有一种感觉———回家了。我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香港人，同时也无法抹去我是一个北京人的印迹。不管我在哪里，香港都会牵动着我的心。七年了，香港包容接纳了一切我青涩也好、狂妄也好的过去，也是这里鼓励了我的成功，也接纳了我的失败。”（央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