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5日，当年的知青乘坐卡车来到波罗峪。本报记者 郭建政 摄

◤老照片《给毛主席点烟的人》。(资料片)(上接B01版)

　　在一份口述实录里，徐建春回忆那一段岁月，多次表示“最难忘的就是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而这样最难忘的时刻，在她的青春岁月里曾经连续出现了12次。

　　“每个时代的‘成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色彩，比如衡量标准和实现途径等，很多时候都截然不同。”研究山东知青史多年的作家卞奎也认同，“在注重政治生活的当时，以徐建春为代表的知青明星，实现了最高理想，成为一代人的榜样，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一代人的抉择。”

　　梦想照进现实

　　回忆当年的知青岁月，现在早已成长为一名成功商人的许树基坦言，自己之所以能够“混得还不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自己的适应能力很强。

　　他说，“其实，不管什么时候都是这样，如果一味抱怨环境不好、氛围不公、人浮于事，那么，注定一事无成。”

　　虽然当初很不情愿地登上了西行的列车，但在火车上的三天三夜里，许树基已经展露出了很强的适应能力。

　　在那个业余生活贫乏的岁月里，会吹拉弹唱的人，一向被人们捧为明星。家住大观园附近的许树基，从小就在那里听快书，尤善模仿。当一个爱好曲艺的小学同学在火车上发现了他，当即邀他出任捧哏，表演相声。

　　笑声很快压过了车厢角落里隐隐的抽泣，列车抵达西宁，许树基和同学二人已经成为知青中的名人。随即，作为山东知青的代表，在西宁举行的欢迎知青晚会上，二人受邀登台献艺。

　　许树基回忆，从山东平原到青藏高原，建设兵团的艰苦环境不难想象。但当时，是人才，大都格外受重视，就跟今天各单位选拔人才一样。卞奎1966年从青岛前往青海生产建设兵团，因为拉得一手具有专业水准的小提琴，几乎没有下过农业生产连队，就被选拔进入了宣传队。

　　许树基也曾担任宣传员，但在机务连，他很快在拖拉机驾驶和维修方面展现出才华，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生产能手。“有一段时间，连队一个中专毕业的排长，老想自己开拖拉机，让我去干别的。”许树基说，如果换成别人，可能就会闹情绪，但他没有。“冬天往地里挑肥料，我一天挑六七十趟，全连队都没有比过我的。后来，这个排长又找我谈话，主动承认是他对我有偏见，对我的安排是不妥的，重新让我开拖拉机。”

　　从履带拖拉机到轮式拖拉机，许树基开过的拖拉机几乎可以排列成为拖拉机的“进化史”。

　　人不可以选择自己所处的时代，但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

　　在被裹挟的人生选择中，许树基相信，自己的行为选择是主动的。

　　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当然，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上山下乡的知青自然也是如此。

　　“去兵团还算是好的。”对电视剧《知青》的热播，原山东省知青办主任孙丹华也多有关注。6月28日，与记者聊起那段经历，孙丹华老人说，正如《知青》中展现的，到农村插队的知青，各方面的状况都要比去兵团的知青更困难。

　　1975年，孙丹华带领知青在泗水插队锻炼，一年后返回省城，担任省知青办主任。正是在担任知青办主任期间，孙丹华开始接触到知青对不公的种种声讨，并积极思考如何保护知识青年的问题。

　　这时候，上山下乡实际已经进入末期，很多知青开始陆续返城或参加招工。但一些问题经过了十年动荡时期的积郁也开始发酵，比如村支书借招工、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等迫害知青的事件开始曝光。

　　“当时，经常有一些知青到知青办反映情况。”孙丹华说，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他及时向省委做了汇报，最终促成了几起恶性案件的从严、从快、从重解决。

　　当时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让一些知青常常无端陷入被批斗的漩涡。许树基也曾挨过批斗，他记得，很多时候，“根本没有人干活，都去参加运动”。

　　转眼间，这些当初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这成了很多知青一辈子的回忆，许树基与爱人正是在兵团结的婚。“也不存在谁追谁，开始都是一帮知青说‘我看你和谁不错，快去谈谈吧’。起初不当真，但大家都那么说，我就真去找她拉了拉，‘同意吧?’一听同意，就这么定了。”许树基说，那时候的感情都比较单纯，而婚姻生活的到来，也让生活不再那么单调。两个人的结合有时候比想象的更简单。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出，历经长久的期盼与煎熬的知青，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即将过去的时候，等来了安置回城的春风。

　　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并不是每一段姻缘的结合都是甜蜜与幸福的。

　　当爱恨已成往事

　　当政治氛围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日渐淡去，当年那些年少轻狂的知青，已渐渐步入暮年。

　　已经65岁了，许树基越发追忆那些遗落在青藏高原的“青春”。“从那里离开的时候，我们好多人都发誓，一辈子都不会再回来。但一些年过去了，回去看看的愿望却越发强烈。”1998年、2000年，许树基两次回到格尔木，而现在，“又想回去了”。

　　下乡，返城。如果不是隔着时代的河流，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当他们选择返城时，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了。

　　知青杨春明1970年参加山东生产建设兵团，在下乡期间表现突出，当选为中共十大代表。1976年11月，杨春明担任利津县委副书记。但就在这时候，战友们陆续返城了。感到前所未有孤独的杨春明，“再也无法压抑重返故乡与家人长期厮守的强烈愿望”，毅然向组织提出不当县委副书记，按照知青返城政策回济南。次年3月，他终于重获“济南籍”。

　　然而，“原以为回到济南照样可以干革命，可是，从那以后，无论我再怎么能干再怎么来补救，也没能重现当年的那些辉煌”。

　　时代的转变注定使人无法始终停留在一种维度上，孙丹华笃信，上山下乡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并不适合我们以今天的眼光去肆意打量。事实上，它和那个时代一起，属于一代人的记忆。它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其实和今天的种种一样，都有着时代的必然。

　　许树基渴望留下这一个时代的背影。守着一处保留完好的“知青村”，在济南南郊那个叫做波罗峪的地方，他小心翼翼地收藏起属于那个时代的印记。去年，他举办山东首届知青文化节，邀省内的数千名知青前来重话当年。即将到来的9月份，他策划举办的中国首届知青文化节又将开幕。

　　1981年，许树基携妻带子返回家乡。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回来时，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岁月的蹉跎中他一下子就想起了《红旗谱》中朱老忠30年后回家乡的情形，各种物是人非。

　　一个少不更事的年纪，倏然就过去了。

　　所幸的是，“我们失去过许多，但没有全部失去……”同样是回忆那一段岁月，曾在日照插队的知青尹凤鸣说，“我们与共和国一起走向成熟。”

　　1965年，许树基第一次登上远行的列车，那一年，他18岁。

　　那一年，共和国16岁。

　　(部分史料据《怀望遥远的青春——山东知青档案实述》，山东省档案局编，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