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小坤的父亲看来，“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个64岁的农村汉子一辈子生活虽然贫苦，却没有欠过别人一分钱。可他怎么也想不到，最近自己的儿子却因拖欠3000多元的助学贷款，而上了“黑名单”。

　　6月13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西市区支行(原昆明高新支行)在《昆明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催收公告，将包括刘小坤在内的92名已毕业的昆明学院(原昆明大学)学生的名字公布了出来，呼吁他们尽快归还拖欠银行的助学贷款。由于这些学生毕业多年了，银行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只得通过公告的方式催收。

　　得知刘小坤的欠款消息，他的父亲一脸茫然:“小坤上学时确实借过贷款，毕业时我问过他，但他说不要我操心，之后也没听他再提起过，我以为早就还完了呢……”

　　92名学生欠债不还超过5年

　　这些昆明学院的欠款学生都已毕业多年，欠款总额约35万元。

　　公布拖欠助学贷款人的信息，工商银行昆明西市区支行此举并不是首例，很多银行都曾发过类似的催收公告。2007年7月，工商银行北京分行以“债务催收公告”的形式将1200余名拖欠助学贷款的违约借款人的个人信息公之于众;2008年9月，农业银行兰州安宁区支行在媒体上发出催收公告，催促73名毕业生尽快归还拖欠的助学贷款。

　　国家助学贷款有规定，贷款人违约的，银行有权将其个人信息在媒体上公布。然而此举的收效并不大，工商银行昆明西市区支行两年前就开始每年都发布催收公告，但只有极少数人归还了欠款，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主动联系银行。

　　“银行从1999年开始为昆明学院的学生办理高校国家助学贷款业务，办理人数最多的年份主要是2002年和2003年，此后银行便没有再办理这项业务。这92名拖欠助学贷款的学生，都是1999级至2003级的学生，到如今毕业时间最长的已经有10年了，最短的也有6年。”工商银行昆明西市区支行副行长赵亮说，按照当初的贷款协议，这92名学生均违约5年以上。

　　其实，这些学生的欠款并不多。在赵亮提供的数据中，此次公布的92名学生欠款总额约35万元，平均下来每人欠款不到4000元。“他们当年贷款的数目都很小，每个学生也就是六七千元，有的学生后来归还了一部分，但有的学生至今一分钱都没有还。”

　　赵亮说，学生在校期间，银行可以通过学校与学生取得联系;但他们毕业以后，银行就很难联系上他们了，通过公告的形式催收贷款，实属无奈之举。“起初学生的电话都能打通，我们就打电话提醒他们还款。后来他们把电话号码换了，我们就邮寄催款单到学生家，但这些催款单大多石沉大海，我们只能发布公告。”

　　据了解，当初学生与银行签订贷款协议时，有这样一条规定:“贷款人必须承诺，离开学校后向银行提供自己的工作单位和通讯方式。”但很少有学生这样做。赵亮认为，这是学生们诚信意识淡薄所致，“他们还没意识到拖欠贷款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拖欠还款的种种原因

　　有的人把贷款的事忘了，有的人出门打工与家人失去联系，有的只说“没接到银行通知”。

　　当得知自己的孩子因拖欠助学贷款上了“黑名单”之后，部分涉事学生的家长觉得十分诧异。不少家长的回应是:“我们从来没收到过银行寄来的任何信件!”

　　刘小坤的父亲说，2004年刘小坤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外打工，很少回家，手机号码也经常更换。刘小坤2008年结婚，婚后妻子留在家中，他则继续外出打工。“老实说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做什么工作。”一个月前，小坤给家里来过一个电话，说是要到昭通出差，之后手机就打不通，断了联系。

　　“他从毕业到现在，每个月就2000多块钱的收入，连自己的生活都有问题，更别说还贷了。”在刘小坤的父亲看来，儿子根本没有能力归还贷款，他们同样没有能力偿还儿子欠下的债。

　　刘小坤家在宣威市阿都乡谷兴村包谷地，只有3间低矮的砖房和1间牲口棚，唯一的家用电器是一台老旧的黑白电视。他的两个姐姐已经出嫁，大哥在他上大学那年带着父亲仅有的2万元外出打工，一直没回来，导致他上大学时只能申请助学贷款。他家的7亩3分地只能种玉米，且只够人和牲口吃，没有多余的拿出去卖。家里养了一头母猪和三头小猪，一家人一年到头就盼着这些猪能卖个好价钱。

　　尽管如此，刘小坤的父亲还是承诺，等儿子下次打电话来时，一定告知他还款的事。“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当初这个好政策帮他上完了大学，我们不能忘恩负义。”

　　宣威市热水镇的马易兵(2001级)也欠下了1000多元的助学贷款。他的叔叔听说这事，很惊讶。“不可能吧?他大学毕业后一直都在昆明打工，父母在家种烤烟，生活还过得去，要还1000多元的贷款不是什么难事啊!”

　　谈及此事，马易兵很坦率:“我都把这事忘了。”

　　马易兵当年申请了7000多元的助学贷款，毕业时没有还钱是因为“和学校赌气”。“我在大学期间拿到了省政府奖学金、国家级贫困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等奖励，一共3300多元，还有勤工俭学的一部分工资，学校老师都没有交到我手上，而是说直接拿这部分钱还我的助学贷款了，所以我也就没在意。”马易兵说，毕业后他去银行查询时，发现所欠的助学贷款仍然是7000多元，一气之下决定不还款了。之后，这件事便被他逐渐淡忘了，他也没再去银行查过自己的欠款。

　　其实，学校的确将马易兵的各种奖学金用于归还助学贷款了，可能是因为到账的时间稍微有些晚，他没有查到。当得知“真相”时，马易兵有点后悔:“我知道拖欠贷款会被银行拉进黑名单，但当时一时冲动，也就没想那么多。”现在，马易兵决定尽快去还清助学贷款，“我并不是还不起这笔钱，只是自己太大意了。”

　　曲靖市马龙县的李田(2002级)一共拖欠了9000多元的助学贷款，2005年毕业后至今一分未还。“他以前每年过年都会回家，但三年前就杳无音讯了，如今是死是活我们都不知道。”李田的哥哥说。

　　令人挠头的追缴欠款之路

　　银行联系不上欠款学生，学校也参与到追缴当中，甚至派出老师到各州市学生家中探访。

　　此次公布的92名拖欠助学贷款的学生，银行多年来通过电话、催款单、催收公告等方式试图通知，但都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这些毕业多年的学生也成为了昆明学院的一块“心病”。为了追缴助学贷款，昆明学院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昆明学院学生处的刘处长回忆，1999年至2003年间，昆明学院共有852名学生在工商银行昆明西市区支行办理了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学生陆续毕业后，拖欠助学贷款的情况随之出现。“从办理助学贷款之初到学生离校，我们通过报告、讲座、网站、展板等形式多次开展诚信教育活动，特别强调要按时还款，并提醒贷款违约对个人征信系统造成的严重后果。尽管如此，还是有一部分学生没有按时还款。后来银行与学校也沟通过多次，希望能联系到这部分学生。虽然这些学生都毕业了，但毕竟他们是从我们学校出去的，我们有责任帮助银行追缴被拖欠的助学贷款。”

　　由于联系方式的变化，2008年起，昆明学院一直在尝试用各种方式争取与学生取得联系。实在联系不上的，学院还组织过老师假期前往学生家探访。那些学生来自墨江、广南、镇雄、永善等县市区，老师们出去一趟，路上要花好几天。“有一次我们老师去东川的一个学生家，不巧遇到大雪封山，还在山里困了三四天。”刘处长说，在协助银行追缴欠款的过程中，有的家庭态度很好，得知孩子还有欠款，就立即联系孩子，表示尽快归还贷款;但有的家庭态度很不好，不但不承认办过助学贷款，甚至都不愿告知孩子目前的联系方式。

　　寻找这些学生时，记者同样也碰了不少钉子。刘小坤的家——宣威市阿都乡，是宣威最贫穷的一个乡镇，距宣威市约有4个多小时的车程。从谷兴村到刘小坤的家，要走一段崎岖的山路。由于道路狭窄，碰到阴雨天气还时常有塌方，村民们的出行方式主要靠步行或是摩托车。当记者好不容易找到刘小坤家时，却得知他已有一个多月没跟家人联系了。

　　马易兵家离宣威市约有3个小时的车程，当记者找到他家时，却是大门紧闭——原来马易兵的父母已于年前到昆明与他一起生活。记者多方打听找到了马易兵的叔叔，这才联系到了他本人。

　　而像李田这样的学生，其家人都已与他长时间失去联系，就更是无从寻找了。

　　刘处长说，很多学生当初留的家庭住址不详，也给他们寻找学生带来了很大难度。尽管如此，2008年到2011年，昆明学院还是找到了拖欠助学贷款的一部分学生，追缴回欠款17万元。最近的一次是2012年5月2日，学院通过与99级经济系蒋某的朋友取得联系，通知蒋某归还了拖欠的助学贷款883.54元。刘处长说，目前拖欠助学贷款的学生还有92名，他们也在想办法，争取早日与这些学生取得联系。

　　欠债不还的代价

　　92名欠款学生的征信系统里，都留下了违约记录。除了贷款受限制外，他们或许还会遭到银行起诉。

　　上了“黑名单”的92名学生，他们各自的征信系统里都留下了违约记录。将来，这会影响到他们房贷、车贷等个人商业贷款和其他的一切融资行为。尽管马易兵表示会尽快归还拖欠的助学贷款，但是为时已晚。

　　赵亮说，中国人民银行于2006年组织建成了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截止到2004年1月1日尚未还清或之后新发生的信贷信息，个人信用数据库都会采集，而这些信息将会一直记录在案。2010年8月，贵州大学的李某就因未履行助学贷款的偿还义务，被银行拒绝了贷款申请。他在重庆办理住房按揭贷款时，经办银行通过查询个人征信系统，发现该客户尚有一笔国家助学贷款3000多元余额未还，且逾期时间较长，随即拒绝了其贷款申请。

　　赵亮说，昆明学院拖欠助学贷款的这些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学生都是等到再次贷款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时才赶紧归还拖欠的贷款，但为时已晚。

　　拖欠助学贷款除了会影响贷款学生的信用记录外，还可能让贷款的学生官司缠身。2009年9月，广东发展银行江门分行将13名拖欠助学贷款的学生告上了法庭。这13名学生于2000年与广发银行签订了助学贷款合同，约定在2008年6月20日前还清贷款本息。但他们大学毕业后，仅有1名欠款的学生联系银行偿还了部分债务，其他12名学生分文未还。最终，这13名学生成为了被告。

　　2012年5月，安徽枞阳县义津镇的吴某因拖欠学校所在地建设银行8000元的助学贷款，经法院缺席审理，判决吴某限期归还贷款本息。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县法院执行人员查询到吴某在安徽亳州一银行有存款，足以还债，当即前往亳州依法扣划，鉴于吴某受过高等教育、有履行能力而规避履行，法院还决定对其罚款1500元。

　　赵亮说，银行也曾考虑到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些学生拖欠助学贷款的问题，但考虑到一方面成本太高，另一方面有可能给学生带来更坏的影响，所以一直没有采取法律手段。“如果这些学生还是不愿意还款，我们只能对簿公堂了。”

　　国家助学贷款的“欠款危机”

　　最初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没有规定共同还款人，担保方式仅是“信用”，造成拖欠还款现象严重。

　　我国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于1999年6月出台，先行在京、津、沪、渝4个直辖市以及武汉、沈阳、西安、南京共8个城市试点，2000年正式在全国实施，我省的高校助学贷款也是从这时候开始起步。

　　由于最初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没有规定共同还款人，贷款担保方式仅仅只是信用的方式。2003年，当8个试点城市的国家助学贷款进入了第一个还贷期时，问题立即出现——全国不少高校学生的违约率都超过了20%。根据2003年8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的《关于下达2003年度国家助学贷款指导性贷款计划的通知》，经办银行对于借款人违约比例达到20%，且违约毕业人数达到20人的高校可以暂停贷款业务。很快，各地高校遭遇停贷风波，昆明学院也在其中。所以，昆明学院拖欠助学贷款的学生均是2004届以前的。

　　针对这一情况，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推出国家助学贷款新政策，引入了“风险补偿金”激励约束机制。此后，云南省的国家助学贷款业务主要由农业银行一家负责。2007年5月，财政部、教育部和国家开发银行决定在部分地区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试点工作。2009年，云南省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开始实施，由于生源地贷款较国家助学贷款有诸多优势，国家助学贷款渐渐被其取代。

　　据云南省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的副主任张晓明介绍，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就是让学生在其生源地办理助学贷款，且明确规定了学生及其家长之一组成生源地贷款的共同借款人，担保人或有效资产抵押、信用户评定等证明。由于规定了共同还款人，确保了助学贷款能够按时还款。“除此之外，以往的国家助学贷款仅仅只是学生与银行的行为，而如今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还增加了第三方，即生源地的教育部门。学生在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时，当地教育部门必须进行初审，并及时更新学生的联系方式，一旦发生违约的情况，当地教育部门有责任参与催收。”

　　张晓明说，一直以来，云南省的助学贷款违约率都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出现学生拖欠助学贷款的情况，主要是集中在国家助学贷款时期。下一步，省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将主动与经办银行联系，把违约欠款学生名单分至各县市区的学生资助部门，协助银行更新学生联系方式，帮助银行催收欠款。

　　张晓明强调，当下各高校仍然要加强诚信教育，大学生在国家的帮助下，借助助学贷款完成了学业，有义务在毕业之后按时偿还贷款。如果暂时无法偿还助学贷款，可以通过延期等方式与银行协商推迟还款期限，但千万不要恶意拖欠，这样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 (文中涉及的学生名字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