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达林

　　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提出，我国应逐步延长退休年龄，建议到2045年不论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

　　作为全球唯一的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中国的确面临老龄化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延长退休年龄被当做一种破题之策，早在2005年就开始论证研究。今年6月5日，人社部抛出“推迟退休年龄已是必然趋势”，引起舆论不小震动。为了安抚民众的焦虑，6月19日人社部负责人又表示，虽然在对“延迟退休年龄”展开研究，但不代表退休年龄即将更改。如今，人社部专家再度提出延退的具体时间表，似乎传递出决策部门对于延退势在必行的态度。

　　专家建言当然不能完全代表行政部门的决策意向，然而在部门的安抚性表态和专家的积极性建议之间，我们不难发觉二者在根本立场上的一致性。至于如何才能让改革“充分考虑不同群体间的公平公正”，显然不能只让一种声音进入决策者视野，防止陷入专家和部门“自说自话”的境地。

　　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争论由来已久，改革迟滞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它涉及每位职工的切身利益，客观上会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缩减，产生公共政策调整过程中的利益配置公平性问题。正因为如此，延退政策需要社会大众广泛深入的讨论，让利益相关者能够充分参与到决策程序中来。

　　从当前呈现出的舆论意见看，主张延退的专家学者多从借鉴域外经验和解决国内问题出发，决策部门也主要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这种考量固然重要，但容易伤及决策的公平性。与人社部收到的建议延长退休年龄呼声不同的是，人民网的调查显示，有94.5%的网民对此表示反对，大家最关心也是最担忧的话题莫过于公平二字。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决策部门的调研信息中，还是专家研讨的建言里，都很难看到对民间质疑的担忧，对此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对策性释义。如果不能对民间担忧的问题提出妥善的制度安排，那么一味主张延退就很难避免走向民意的对立面。

　　政策的正当性来自其程序的开放化与透明度，因而要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并在决策时提供吸收或不吸收社会意见的正当性说明。如果不以在场者身份为利益受损者提供替代性方案，不能以妥当的建设性意见舒缓民间的焦虑，而只顾着“自说自话”，就难免会招致舆论质疑。在我们的公共决策中，决策部门可能会对民意进行“选择性过滤”，对反对意见“选择性失明”，对民间的担忧与质疑“选择性回避”。如何走出这种“自说自话”的习惯性立场，让政策调整过程中的利益博弈更加充分和真实，就成为延退政策改革公正与否的重要判断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