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城市之间，我们的确见过不少乞讨者，见到之时，多是心生悲悯之情，即便无力救助，亦能有情绪激荡，至于其与“市容”的亲密关系，的确想不到这么“高”的层面。可偏偏却有人想得这么“深刻”，这不，深圳罗湖区就规定，街头现乞丐将对城管扣分。

　　6月，深圳罗湖出台市容环境量化考核指标。指标规定街头若出现乞讨流浪人员，将扣除城管考核分数。媒体称，这一规定并无相关法律法规作为依据。专家则称这一规定有可能影响到乞讨人员的权利。

　　此举虽说不是赤裸裸的“驱逐”，但这种“规定”也并不友善。可以预料的结局是：城管与乞讨者矛盾加速与升级，甚至会诞生更多的暴戾之气；即便乞讨者屈从于城管的“威猛”，也只会从这个区转向另一个区、从一个城市转向另一个城市。换言之，以“驱逐之态”应对乞讨者，或许能迎来表象的“干净市容”，却是实质的“城市肮脏”。

　　因为，每个乞讨者都有乞讨的自由与权利，我们只有施舍或者不施舍的权利，却没有直接或间接的“驱逐权”。无论是2003年国务院发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还是2011年《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其对市容的管理办法，均未提及乞讨者。可见，自上而下的法规中，乞讨者乞讨的权利都没有受侵害的痕迹。

　　且城市现乞讨者给城管扣分，还会带来负面的暗示效应——即生活在底层的人、经济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他们的尊严会被无情践踏，他们的权利会被残酷地压缩，他们的生活空间会被惨淡地挤压。显然，这是对权利与尊严的一种无视。

　　其实，城市与乞讨者是完全可以和平共处的。乞讨是乞讨者的权利，施舍不施舍是我们的自由，面对乞讨者，我们都可以从容走过。有了这般认识，又何须急匆匆地将乞讨者“扫地出门”呢？更何况，真要让乞讨者消失，也须建立在一个前提下，即提供给乞讨者一种可以生存的新生活方式。

　　这般常识，犹太人早就意识到了：只要你活着，就对生活有希望；只要你的尊严还没有失去，生活就一定有希望。显然，给予乞讨者足够的尊严与希望，是社会基础秩序的底线，也应成为一种权利共识。

　　又想起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的一句话，“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选择离开”。“他们”里面，就有乞讨者。必须发问的是：偌小的图书馆况且可以包容乞讨者，偌大的城市为何不能包容呢？

　　很多人说，一个城市对待乞讨者的姿态，就是一个城市文明的程度。诚如斯言，一个有着文明底蕴的城市，每个生活其中的人都是能够感觉到实实在在的权利感与被尊重感，这里面，自然包括乞讨者。城市应有让乞讨者串街走巷的雅量，这是文明的应有之义。龙敏飞（云南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