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都市报评论员佘宗明

　　6月份，深圳罗湖出台了市容环境量化考核指标，指标规定，街头若出现乞讨流浪人员，将扣除城管考核分数。该规定被指于法无据，专家称，它或影响到乞讨人员的权利。

　　乞讨者，是繁华都市里一个特殊的群落，是世态斑斓中一面并不怎么光鲜的镜像。他们的辛酸形象，总被定格在“佝偻身躯，蹒跚步伐”的镜头中，那生存无依的阑珊生活，俨然是对城市疮疤的诉说与勾画。而禁乞限乞，在城市治理的“路线图”中，也从未被抹去过。

　　划定“禁讨区”，对施舍者罚款……城市禁乞，已形成了可预见的治理套路。深圳罗湖将“街头乞丐”跟“城管考核”挂钩，也落入窠臼：以施压于治理者的方式，对乞丐“画地为牢”，缩小他们的游弋范围。可以想象，当乞丐数与政绩评定捆绑，纵然城管们再有恻隐心，都只能含泪驱乞。

　　这规则的出台初衷，或许不在伤害谁，而在于市容净化。在既定的城市语境中，衣衫褴褛的乞丐，某种程度上，确实难与整洁市容兼容。就算你再怎么抒情，“乞丐也是亮丽的风景线”，其有碍观瞻的表层观感，怕是无法否定的。更何况，在公共生活里，人们对乞丐的态度，也很分裂：稍有悲悯之心，会不忍看着他们无立足之地；可乞丐的拉衣服索捐，“假乞丐”骗取同情等，又让公众难耐。政策制定者，也逾越不了两难困境：禁，则切断了乞讨者的生命线；不禁，坏了市容，或影响交

　　通。

　　城市治理，当抹上“人文”光泽，减少“不必要的伤害”。这份情怀，决策者未必没有。可在浅表化评定下，轻重权衡，易滑入失序一端。也许在某些人看来，压缩乞丐的生存权，是文明推进必要的“阵痛”。

　　但禁乞，不只是关乎治理路径的优劣，更是对生存机会的封堵。乞丐的权利，不是该被尘封的火种。以一种卑微的方式过活，不过是生存权的降格。尽管“乞讨权”并非法理意义上的人权，而是实现“全然自由”和自我救济的路径，但若公共政策对其无视，只会加剧乞讨人群的境遇恶化。

　　为边缘者兜底，是政策关怀的应有之义。在保障匮乏的基础上，将匍匐在生活一角的喘息者的“生存底牌”抽掉，实质上是责任的回避与遗忘。当扣分之举激化着管理者与谋生者的矛盾，人伦的欠账，只会让政策罩上冷血的阴霾。

　　既然保障没法一步到位，那么，就给行乞者足够的喘息空间吧！我不想煽情地说，“没有乞讨者，城市面貌注定不完整”，但可肯定的是，当乞丐遭遇的是治理者的白眼，政策难免掺有人伦瑕疵。

　　“邋遢的衣袖，舞动着岁月/污垢撑起了胃口/木讷表情蓄满悲哀/双脚拖出城市的雾霾”，乞丐生计，这般艰难。他们本不是城市环境的“硬伤”；而再刚性的城市治理，也该留下人性的缝隙。

　　（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