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在公园里休息

三甲村房屋窗棂的“甲”字设计是由成都宽窄巷子的设计者友情设计的■本版图片 都市时报首席记者 曲鸣飞

干净整洁的入村道路

统一规划后的三甲村全貌

村口占地约十亩的公园成为村民休闲的好去处

　　■ 都市时报记者 洪冷冷

　　黄训奎，昭通市昭阳区永丰镇三甲村的村支书、村委会主任。12年前他还没当村支书时，是三甲村最富的人；12年后，他却成了三甲村最穷的人。

　　黄训奎上任之前，三甲村是昭通出了名的穷村。当时村民人均年收入只有580元，现在人均年收入已达到8000多元，且还在增加。按乡民的说法，三甲村俨然已经成了“昭通第一村”。

　　经过10年的布局规划，三甲村形成了新的格局，村民家的房子干净整洁，整齐排列在村中道路两旁。村里人人都盖起了新房子，但黄训奎一家仍然住在旧房子里，因为他家那块400平方米的地被他贡献出去作为村中广场了，没地了。

　　三甲村的故事，要从黄训奎这个“海选”出来的村支书说起。

　　被“赶鸭子上架”的村支书

　　2000年，做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黄训奎被满票推选为村支书。他本打算不干，但被村民的“激将法”逼上了位。

　　三甲村位于昭通城区南郊，背面环山，是永丰镇最偏远的一个村，距永丰镇约8公里。

　　村子由两纵三横的“井”字形水泥路隔开，道路两旁是整排格式统一的白墙青瓦小别墅，一楼大门统一刷成深红色，门和窗的设计都含有“甲”字字样。若不是每隔几间房子就会看到一片田地，以及随处可见的建房工地，人们会以为到了哪个旅游小镇。

　　三甲村今天的这副光景，68岁的老人丁朝武连想都没想过。12年前的三甲村到处是土坯房、茅草房，整村都是泥泞小道，车子想进村，都无路可进。直到2000年年底，村里公开推选村干部，村民将黄训奎选上了村主任的位置。这个选择改变了整个村子的命运。

　　“我从没想过要当村主任，我从小的愿望就是离开农村。”对于当年的“海选”，黄训奎有种被人赶鸭子上架的感觉。

　　黄训奎16岁高中毕业后就参了军，在部队开了7年车，跟着工程队全国各地到处跑，长了不少见识。23岁复员回乡后，他被分配到市里的一家银行，随后又被借调到当地的烟厂开车。

　　在烟厂的几年，黄训奎每天晚上都开车回来，第二天就拉着一大车物品到城里去。那时在三甲村，摩托车都算是稀罕物，汽车就更少见。加上交通不便，村民进城很麻烦。所以，大家经常托黄训奎带东西到城里卖，黄训奎也有求必应。几年下来，他与乡亲们结下了很深的情谊。

　　然而，稳定的工作并不能让黄训奎满足。1994年他辞职回乡创业，带着一帮人搞工程。1997年，有了积蓄的黄训奎和朋友一起，在昭通市区开了一家汽车销售店，那是当时昭通唯一的一家汽车销售店。这些经历，成了之后黄训奎带领三甲村致富的资本。

　　经过不断打拼，黄训奎成了三甲村的首富。2000年，他的存款已有50万元。这个时候，国家开始实行村级体制改革，三甲村将公开推选村干部，当时38岁的黄训奎毫无意外地出现在村民的选择名单中。

　　“党员直接海选推荐职位的时候，我被满票通过推选为支书。我说我不干。之后过了1个月，村委选举，几千个老百姓又把我推出来选，又被选上了，投票给我的超过90%。”黄训奎说，他当时生意正红火，一年可以赚十几万元，根本无意当村官。但是村民的热情令他感动，只好半推半就地接下了村里“一把手”的担子。

　　不想，刚做了2个月，黄训奎便萌生了辞职的想法——村里的事情太多了，他没法顾及自己的生意，公司的运作开始出现问题。“当时懂车子的人不多，售后服务跟不上。”随后，黄训奎交了辞职报告。

　　一听新上任的村支书不干了，村民坐不住了，立即召开村民大会，让黄训奎说明辞职理由。“大会上大家就激我，说他们太高看我了。”在村民的激将法之下，黄训奎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我当时就表态说，既然要我带着大家干，那么以后必须听我的安排。然后，我就留下来了。”

　　之后，黄训奎便把自己的生意结了业，一心一意做村官。

　　政令：暂停建房，重新规划村子

　　黄训奎的设想是，把三甲村建成“田在村中，村在田中，村内城镇化，村外田园化”的村庄。一上任，他就让村民暂停盖房。

　　黄训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村民暂时停止盖房。大家不理解，找他质问：“我们挣钱就是为了盖房子，为什么不让我们盖？”

　　在村民大会上，黄训奎解释说：按照这个发展速度来看，将来村民的经济收入会越来越多。好房子会越来越多，但是村庄就会越来越乱，环境越来越差。因为农村建房没有规划，想在哪建就在哪建，而且农村习惯把厕所建在外面，会导致整个村庄臭气熏天。若是村子要整体改造，难度也会很大。考虑到这些，他准备给村子做个整体规划。

　　“我准备把三甲村建成‘田在村中，村在田中，村内城镇化，村外田园化’这样的村庄。”黄训奎说，他打算用10到15年，把三甲村建设成昭通市一流的村庄。按照这个设想，他找来了住建局的一位朋友，帮忙做规划。

　　那段时间，朋友利用双休日，带着人来三甲村做测绘，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把图纸设计出来。这份图纸纯粹是“友情帮助”，没花三甲村一分钱。按规划，三甲村被两纵三横的道路整齐地隔成几块，道路两旁是民房，中间是田地。

　　之后，借助农村综合开发的机会，三甲村的路网骨架逐渐修出来了。路修好了之后，黄训奎就同意村民在路的两边建房子。“可以先建一层，有钱了再加盖，最多建到三层半。”黄训奎还把村子的房屋风格做了统一规划，村里随处可见的白墙青瓦屋，都是按他的规划建的。

　　到今年，刚好经过10年的建设，整个三甲村就像当初设想的一样，成为了“田在村中，村在田中，村内城镇化，村外田园化”的村庄。黄训奎说，从山上看下来，三甲村的布局就是一个大大的“田”字。修建的房子每隔一段距离就要空出一个位置，整个村庄看起来很通透，置身村中，可以随时看到美丽的田园风光。

　　现在，村子里的所有人家都在道路两旁盖起了新房子，只有黄训奎没盖。这并不是他没钱盖，而是已经没地了。现在唯一能建房子的地，是位于村委会前的400平方米的地。这块地是黄训奎的，但是他已经贡献出去，做成了村里的广场。

　　黄训奎说，早在1995年，他就以400多元一平方米的高价，买下了村委会前的那块地，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建房子。后来村子做了规划，考虑到如果建起房子，会打乱整齐的布局，去年他就把这块地修成广场，以至于他的房子没处建了。而现在，黄训奎家所在的自然村今年年底前要全部拆迁，退成耕地，到时候他只好出去租房子了。“现在我儿子结婚了都没有新房子住。”

　　在村里找块地，成了黄训奎现在最头疼的问题。

　　“道德法庭”与“陪审团”的创立

　　村里矛盾不少，小纠纷和家务事不断。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让村里气氛和谐？三甲村自创了一些办法。

　　在三甲村里漫步，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有的人家没有门锁，更奇怪的是村委会竟然没有大门，楼上的门也不上锁。随便找个人问，他们都会说村里的治安好，夜不闭户也没问题。

　　其实，三甲村以前的治安并不好，甚至可以用糟糕来形容，是当地有名的“难管村”。这一切的转变，要归功于村里的“道德法庭”。

　　黄训奎说，上任之后，他面临着几大问题。一是村里有的年轻人不孝敬父母，不养老人，甚至还有打父母的；二是小偷小摸的行为很严重，比如偷菜；三是男人的大男子主义非常严重，经常打老婆；四是邻里之间的纠纷多，而且很难调解。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让村委会每天都要花大量的精力。

　　黄训奎绞尽了脑汁，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既要达到目的，又不犯法，还要让大家接受。于是，他想出了设立一个“道德法庭”的方法。“道德法庭”其实是个大调解所，把村民间的矛盾纠纷拿出来，在大家面前公开调解。

　　“我们把那些家里多次解决不了的纠纷，写成一份公告，上面写某年某月某日，三甲村将开道德法庭，对某家的事情进行当众调解。”黄训奎做了一块10米长、2米高的板子，写上“道德法庭”四个大字，然后在空地上搭起一个调解台，摆好桌子和椅子。调解开始时，让双方当事人在台上坐好。再召集50多个“陪审团”成员，都是由村里退休的老干部、有威信的老者等人组成。

　　随后，作为“调解委员会”的负责人，黄训奎将当事人喊来，哪个提出来要解决的，就让他陈述。之后，调解委员轮流发言，再请“陪审团”成员发表意见。发言结束后，调解委员会并不作出结论，还要再征求现场旁听群众的意见，是非对错由大家来评。“一般群众的意见都跟‘陪审团’的一致，发言全部结束后，我们才当众宣布结论。”

　　丁朝武回忆，“道德法庭”开庭就像是唱大戏，特别热闹，但又很严肃，可以实实在在地解决那些长期存在的矛盾。

　　黄训奎说，“道德法庭”一般开一次就可以调解成功，特别是对于不赡养老人的事，“一次就能教育好”。现在，村里的矛盾纠纷慢慢减少，村里的治安也变好了，邻里关系也越来越和谐。“现在道德法庭已经开不起来了，村民有矛盾，基本上都可以快速调解。”

　　创富思路：“撵出去”与“请回来”

　　黄训奎带领村干部上门动员，让村里的1000多名壮劳力出去打工；若有人在外面发展得好了，再把他们请回村里来创业。

　　三甲村真正的改变，是从2002年开始的。那一年，胡锦涛总书记来三甲村视察，给三甲村的发展注入了动力。

　　那时，三甲村还是当地有名的穷村，村民的收入只能维持生计。黄训奎上任没多久，就对村民的收入做了一番调查——2001年，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仅有580元。

　　“要想办法找钱！”黄训奎想，要脱贫，见效最快的就是出去打工。他算了一笔账：当时的工价是每天30多元，要是村里有1000个人出去打工，那么一天下来村子就有3万元的收入，一年下来收入就很可观了。

　　为了说服村民外出谋发展，黄训奎带领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动员，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最后，黄训奎领着村干部，硬是把村里1000多名壮劳力“撵”出去打工了。三甲村的外出务工热潮自此开始，2005年达到1700多人的最高峰，占全村劳动力总数的88%。随着工价的增高，三甲村逐渐富裕起来。

　　每天早上，黄训奎都会站在村委会3楼，看着村民们乘着各式交通工具，浩浩荡荡离开村子。他记得，在2002年出外打工的高峰期，每天早上在路上看到的是一千多辆自行车，到了2003年，开始零星有摩托车了；到了现在，摩托车已经非常常见，连小车都有上百辆了。

　　黄训奎说，现在村里的收入还是以打工为主，1000多名外出打工的村民有90%以上是技工，每天工价都在150元以上。去年村委会对村民的收入进行了调查，村里的年人均纯收入已达到8000多元。

　　三甲村日渐雄厚的财力在2010年得到了体现。当时三甲村正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提升改造，政府给了300万元补助，全村1223户人家，平均下来一家才2000多元。“实际上当时国家拿了300多万出来，吸引了我们三甲村的老百姓投资了9000多万。”黄训奎说，这个数字是他们走访，一家一家算出来的。

　　正在黄训奎为三甲村不断增加的财富而欣喜的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空巢老人等一大堆社会问题亟待解决。

　　“三甲村的小学生普遍学习不好，小孩在家没有人管。”黄训奎认为，不能因为忙着挣钱，把孩子给耽误了。

　　此时，残疾青年杨永红刚好想在三甲村办一个幼儿园，黄训奎就给他提了个条件：必须负责村里留守儿童下课后的学习辅导。杨永红答应了。

　　从那之后，每天放学之后和节假日，几百个留守儿童都会集中到幼儿园，由杨永红辅导他们做作业，村委会每天固定派人负责护送这些小孩。通过这些手段，小孩的学习成绩有起色了，家长也放心了。

　　打工虽然挣钱，可毕竟不是长远之计。想要村子真正富起来，就要发展自己的产业。这么一来，就要把在外面发展得好的人请回来创业。“办养殖场也好，回当地来发展也好，能回来的就尽量劝他们回来。”

　　“我们总结的这条发展之路，就叫‘撵出去，请回来’。”黄训奎说，他第一个去“请”的，是在昆明养猪小有名气的龙国仙。龙国仙奠定了三甲村养殖业的基础，她创办的万宝生猪有限公司，现在已经是三甲村乃至昭通市的龙头企业之一，年产值在3000万元以上。

　　村官钱包瘪了，村民集体富了

　　村里纷纷盖起小别墅，只有黄训奎住老房子，每月只有2000多元的工资。但他并不在意，下一步的富村规划已在进行中。

　　“第一个月工资才70块。”龙国仙清楚地记得自己17岁时外出打工的情景，她是三甲村第一批被“撵”出去打工的年轻人。

　　在外地闯荡了几年，存了些钱之后，龙国仙决定创业。2001年，她与别人合伙在昆明办了一家养殖场，赚了第一桶金。没过几年，黄训奎便找到了她，鼓励她回乡创业。于是，龙国仙用自己辛苦积攒的63万元，加上小额扶贫贷款10万元、15万元商业贷款，筹办了万宝生猪有限责任公司。之后几年，她逐步扩大公司规模，采取“公司+基地+协会+合作社”的模式，带动了整个村子的养殖业。很多在外打拼的人看到了她的成功，也纷纷回乡创业。

　　大部分回乡创业的人，都会遇到资金问题。这时候，以黄训奎为首的村委班子就会拿出自己的工资和积蓄作为抵押，帮村民贷款。

　　如今，三甲村的养殖业以养猪、养鸡为主。黄训奎说，三甲村在生猪产业上可实现年产30万头仔猪，蛋鸡存栏10万只，出栏肉鸡20万只、雏鸡100万只，三甲村已经成为昭通市最大的养殖生产基地。

　　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新的状况又出现了。养殖中产生的大量猪粪、鸡粪，村民只能租地来堆放，等干了之后再处理。这样一来，整个三甲村到处是粪堆，下雨天粪水到处淌，淌到田里把庄稼泡死了，淌到路上整条街就臭气熏天。

　　这可怎么办呢？这时，村民沈忠超出现了，他正打算回乡投资建设一个有机肥料厂。他的想法立刻得到了黄训奎的支持。他们请来了几位云南农业大学的博士进行技术指导，建成了年产2万吨的昭通永鑫复肥有限公司，这也是昭通唯一一家生产有机肥的循环经济企业。该企业不但收购了三甲村的粪便，几乎整个昭阳区的粪便都被它收购了。原本让人退避三舍的粪便，现在正在创造利润。昭通永鑫复肥有限公司也因此成为当地又一家龙头企业。

　　在龙国仙和沈忠超的示范作用下，三甲村回乡创业的人已达200多人，全村回乡创业总产值达3300万元，实现利润455万元。

　　在三甲村村民集体脱贫致富的今天，当年的“首富”黄训奎的口袋里，只剩下不到10万元的存款，他家当年最气派的房子，现在是村里最差的。“没办法，生意放弃了，工资又不高，日常还是要不停地花销。”黄训奎笑道，刚当村官时，他每个月的工资才225元，2006年涨到了1000多元，现在是2040元。

　　黄训奎的荷包越来越干瘪，三甲村却变得越来越“丰盛”。三甲村优美的环境和良好的人文氛围，甚至吸引了邻村的人过来游玩。

　　眼看村子建设得差不多了，黄训奎开始注意起村里那7000多亩生态林。他的下一个计划是，将这片生态林打造成旅游景点，让三甲村成为旅游小镇，掀起三甲村的又一波经济热潮。

　　数字

　　昭通市昭阳区永丰镇三甲村有龙头企业2家，产值均达3000万元以上，规模化养殖场22家，标准化家庭养殖610余户，年均畜牧业产值达9700多万元。

　　统计显示，三甲村的村民中，5-10万元资产的有71户、10-50万元资产的有9户、50-100万元资产的有31户、100-500万元资产的有11户、500-1000万元资产的有2户、1000万元以上资产的有1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