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聃（湖南 媒体从业者）

　　日前，深圳罗湖区实施市容环境综合考核实施方案。量化打分中，市容秩序中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一项，占10%的权重。（7月2日《南方日报》）

　　街头乞讨、城管扣分，于国内城市禁乞并非首次出现，但将禁乞与城管如此紧密地量化联系起来，并不多。资料显示，深圳目前流浪乞讨人员多达2万余人，其中90%以上的乞讨人员把乞讨当成是谋利的手段——牟利也许天然令人反感，但很显然，既已决定禁乞，且以城管之力来行之，实际已隐含了两个预设的前提：一是街头乞讨非法；二是禁止街头乞讨是城管义务和责任。事实上，这俩前提都存在悖论。

　　不可否认，乞丐中既有走投无路者，也有心存懒念的职业乞丐，但这些都不重要，只要行为不影响公共安全，不侵犯他人的民事权利，乞讨首先都只是一种权利。在一个开放文明的社会里，“穷人”有权在无损社会利益的前提下通过任何方式进行自我救济，这种自我救济不能被轻易剥夺。

　　如同洁癖化的城市秩序不现实，依靠城管力量来禁乞也是不现实的：禁乞虽然看似只是让衣着褴褛者不再出现在街头，但要让乞讨者不因懒惰或生活所迫继续乞讨，它所需要的更是系统公共作为的合力，于期间，尤需救助部门和民政部门的深度持续发力，让乞讨者重新获得生活救济的渠道与动力——这些都非城管的义务，也非其一身之力能承受的重量。

　　问题只在于，因为城管的“妾身未明”，因为城管执法无边界的弊端，现实中的城管更应该限权而不是扩权。为追求“井然有致”的城市秩序，甚至是依靠扩展城管强力来实现治理表象上的完美，那么衍生的就只能是浅层面治理成效：乞讨者在城管驱赶之下与他们“躲猫猫”、打游击战。长此以往，城管为完成指标滥用执法权致形象受损不说，甚至还可能上演暴力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