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中国首个“村级市”在濮阳西辛庄挂牌，仪式上，西辛庄村支书李连成指出，建市实现就地城市化，是中国农村推进城市化的好路子。他的“就地城市化”思路，能否把进城的农民拉回来，破解中国城市化“非典型化”的困境，自下而上地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新路径呢？

　　□东方今报首席记者 李长需/文 记者 闫善良/图

　　【创新】

　　李连成大胆提出了“就地城市化”

　　西辛庄附近的魏榆林头村会计魏丁书还记得，挂牌仪式上李连成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我们自己建市，实现就地城市化是中国农村推进城市化的好路子，这符合中央、省、市科学发展观，符合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推进‘三化’协调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

　　魏丁书是农民，第一次听说李连成所提的“就地城市化”，他感觉很新鲜。以往，村子里先富的村民，想享受城市便利的生活，唯一的方式是到县城买房，但这种方式，实际上让人很纠结，一边想在城市里生活，一边还放不下农村的生产方式，等于是两头跑；更何况，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这样。对于农村的所有村民，并不具备普遍意义。如果能够“就地城市化”，人人都可以享受城市的生活了。

　　【目的】

　　把城市候鸟拉回正“空心化”的村庄

　　在李连成的眼里，之所以提出“就地城市化”，来自他对农村现状的担忧。他注意到，大批的年轻村民，像城市候鸟一样拥入城市，但他们做了十几年的农民工，依旧无法获得城市的认同，也无法从心理上认同城市，到了每年的春节，依旧返回到自己熟悉的村庄。这在另一方面，造成了村庄的“空心化”越来越严重，农村的空巢问题，也不容忽视，留守老人及留守儿童，成为越来越需要关注的话题。

　　李连成认为，要解决这些难题，就需要农村“就地城市化”，让他们享受到城市生活的同时，通过发展工业，给他们提供就业岗位，把他们从城市里拉回来。“他们在城市里能挣3000元，如果在家给他提供一份2000元的工作，他们肯定会选择留在家里。”李连成说。

　　【作用】

　　“就地城市化”可破解城市化“非典型化”

　　李连成的担忧，实际上正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令人担忧的一面。

　　著名学者蔡昉先生在其《中国农村改革与变迁：30年经验历程和经验分析》中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具有“非典型化”的特点，“即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没有享受到城市户籍人口相同的社会保障”，从而导致了“城市化进程的不稳定性”，“无论是经济周期因素还是最终预期，没有获得正式市民身份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仍然把农村老家作为自己的归属”，“由于城乡消费模式的差异，没有归属感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仍然按照农村的模式进行消费储蓄，不能发挥城市化促进服务业发展和消费需求扩大的功能”。这种“非典型化”的分析，和李连成的担忧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实际上说明了用农民工进城务工这种单纯的人口流动来带动农村城市化的不合理性。

　　无疑，李连成建“村级市”的“就地城市化”，为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模板，它对破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非典型化”提供了一种可能。

　　事实上，西辛庄村就是一个“就地城市化”的样本，合并15个村庄筹建的西辛庄市如果“克隆”西辛庄的发展模式，则无疑让人思路大开。

　　【背景】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无法阻挡

　　对于“村级市”的出现，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昌平曾表示“我使劲顶”。据李昌平的分析，我国现在大约有55万个村庄，30年后，大约有10%的村庄会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大约有60%的村庄会成为“空心村”，最终会演化为大农机作业的农区和专业化养殖牧区；大约有30%的村庄会发展成中心村或中心镇。无论是那10%的被融入城市的“城中村”，还是那30%的发展成为中心村或中心镇的“新农村”，“我期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能成为‘村级市’”。

　　【现状】农民失地而进城催生了“逆城市化”

　　李连成“就地城市化”的发展理论，现实的探索意义无疑巨大。

　　目前，中国城市化主要采取的是一种单一的模式，即自上而下的、“被规划”的被动模式，即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农民失去土地而进入城市务工，或者大量农村劳动力拥入城市。但这样的模式存在的弊端也逐渐显现，过度的城市化带来了人口密集、就业困难、交通拥堵、资源紧缺、住房紧张、社会秩序混乱、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

　　在这诸多的问题面前，长江三角洲、京津塘、珠江三角洲等地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大批的生活稳定的中产阶级已开始从城市迁移到了郊区和农村居住，因为那里空气清新，环境优美，且住房便宜，很适合人们的居住，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城市的生活方式并没有根本区别；与此相适应，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产业的兴起，也使部分二、三产业有向郊区和农村转移的趋势。这种现象，实际上已成为“就地城市化”的重要依据和参照。

　　【期待】西辛庄的“就地城市化”创造成功样本

　　无论是敏锐感知还是误打误撞，李连成提出的农村“就地城市化”，无疑契合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新趋势，这种自下而上、自然萌发的主动模式，在中国农村的未来发展版图上，无疑具有普遍意义，而其建立“村级市”的农村“就地城市化”，则更具有超前的探索意义。

　　在另一层意义上，它在推进农村城市化与保留乡土中国的矛盾中间，或可找到较为认同的平衡点，以维持千百年来以乡土为给养的乡村理论，及防止基层社会秩序的瓦解和身份认同的焦虑，达到城市与乡村的和谐共生。

　　就农村“就地城市化”问题，中国农科院孔学民教授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农村城市化建设中，各地差异很大，应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阶段，从实际出发，选择符合本地的城市化模式，不能把农村城市化笼统地看做农民搬迁进城，“就地城市化”是新农村建设的方向，是适合国情、村情的城市化道路之一，它和大中城市、小城镇的发展并行不悖，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一个动态发展过程。这无疑是对农村就地城市化的肯定。

　　但问题是，李连成如何通过实践实现建市“就地城市化”思路，并将之发展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成功样本，这有待考验。

　　西辛庄村学校少年宫有一个30台电脑的电教室

　　西辛庄的街道、太阳能路灯、民居别墅等都是“就地城市化”的标志一键分享到【网络编辑：郑国锋】【打印】【顶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