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一代：香港新生力量成长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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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1997年7月，多少人心生踌躇，多少人又满怀期冀。香江奔流依旧，太平山风光不减，香港回归到了中国的怀抱。
这个巨大的历史进程，孕育了新一代香港人。与以往任何一代祖上不同，他们在几乎是“一张白纸”的青春年代，从97出发，与香港一起成长，休戚与共。
他们是1997年初入香港社会的新鲜人，在移民潮中坚定地留下来，SARS、金融危机、民主改革方面的实践——每一个人都逃脱不开的共同经历，铸就了他们共同的身份密码。
15年来，他们坚守香港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从意识上产生了“国家”的认同。他们依然勤奋，依然高效，依然敏感于法制和民主的尊严，他们更加朝气蓬勃。
他们因香港回归中国而改变，香港因他们的迅速成长而发展。
“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用艰辛努力写下不朽香江名句。”97一代，正在续写新香港的“狮子山”。
“97一代”的现实与梦想
本刊记者/刘子倩申欣旺(发自香港)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两个月之后，回归后香港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走向社会。这些学生发现，自己的毕业证书上有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董建华，而在此之前是末代港督彭定康。
这些学生努力适应着身份的变化，毕业前还在殖民地，毕业后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15年过去了， “97一代”已成为香港社会的中坚力量。在理想与现实中间，香港“97一代”或许有更多的发言权。在历史的节点上，他们完成人生的转身，这一代人的人生轨迹所映衬的正是香港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他们身上也承载着香港这座国际都市的光荣与梦想。
冯佩乐：“97一代”的记录者
若是没有换工作，如今的冯佩乐肯定忙个不停：立法会流会，香港楼市持续走低��出于职业习惯，冯佩乐还是认真看了报道，但已转行做酒店公关经理的她，仍旧怀念冲在一线采访的日子。
冯佩乐，1997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典型的“97一代”，曾在香港《东方日报》、香港有线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工作，从1997年至2011年的14年间，她几乎参与了香港所有的重大事件的报道，后成为香港媒体驻内地记者，多次随领导人出访。
和冯佩乐约在上环一家咖啡厅见面，尽管客人不少，但在商业气息浓重的咖啡厅里还是能轻易认出这个曾经的同行。多年的媒体经历让她对采访者的心理颇为熟悉，记者几乎不用怎么发问，冯佩乐就会说出你想听的内容。
“这更像是情侣分手”
冯佩乐，祖籍广东，1974年出生在香港一个普通家庭。她算是移民的后代，父亲儿时偷渡到香港，成年后与母亲结婚。原本冯佩乐觉得这段历史并不光彩，可直到上了大学她才发现，班里许多同学的家庭都有类似的经历。冯佩乐出生时，香港经济发展迅猛，母亲在工厂上班，父亲做修车工。尽管家里拮据，可没读过书的父亲特别注重冯佩乐姊妹三人的教育，要求她们一定要读大学。
学习成绩一直优秀的冯佩乐并未让父亲操心。1994年，她轻松地考上香港大学地理系。然而三年后的一个选修课程改变了她的命运。冯佩乐在毕业前半年参加了一个新闻记者培训班，她突然发现自己对于新闻采访和写作充满了兴趣，“感觉特别过瘾”。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她跑到《东方日报》应聘，成为一名实习记者。
令冯佩乐感到幸运的是，她入职不久便赶上了香港回归。她被派到港英政府门口采访，7月1日零时，卫兵将英国女王的标牌撤下，换上了紫荆花。“就是前后一秒钟的变化，我没有任何感觉。”冯佩乐回忆道。
和大多数“97一代”一样，冯佩乐并没有国家的概念。香港独立于内地的教育体系和文化观念，使香港人对国家意识和身份认同似乎只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概念。直到冯佩乐准备毕业出国旅行时，她才意识到申请表国籍一栏不能再写英国，而她的心情也很复杂，“这更像是情侣分手”。
香港人的主人翁意识
一年之后，冯佩乐遇到了入行以来最大的考验——亚洲金融危机。作为刚入行不久的菜鸟，面对着每天铺天盖地的信息和以泪洗面的采访对象，她有些无所适从。当时，不少香港中产家庭因为之前贷款买房而酿成悲剧。冯佩乐还记得，一位丈夫因无法承受压力选择用炭火自杀，后被妻子发现而幸免。冯佩乐不知该如何发问，最后竟与这名男子一起痛哭。“经常看到自杀的消息，香港到底怎么了？”冯佩乐回忆说，人们把怨气都撒在政府身上。
不过，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香港金融市场最终化险为夷。这次事件，冯佩乐似乎第一次感受到回归的意义，至少“背靠大树好乘凉”。
虽然经济慢慢好转，可2003年SARS的到来再次考验香港。已到香港无线电视台工作的冯佩乐第一时间赶到了爆发SARS最为严重的淘大花园。当时人心惶惶，铜锣湾、尖沙咀这些商圈有如空城。“我们戴上口罩去采访，同行没有一个退缩的。”冯佩乐说。
虽然SARS很快好转，但香港经济下滑，这一年7月1日，发生了香港50万人大游行。不过，这在冯佩乐看来，这未必是坏事，说明香港人的主人翁意识强烈，香港人需要一个繁荣的香港。“游行那天又热又潮，可50万人没有推搡，没有争吵，非常有秩序。”冯佩乐为此非常自豪，她看到了香港的希望。
在此之前，6月29日，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正式签署《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的经贸安排》，冯佩乐从中读出了中央援港的信号。不久之后，内地开放香港自由行，更多的内地游客涌入香港。
“我突然感到国家的存在”
自由行开放之后，内地人和香港人整天在大街上摩肩接踵，不仅拉动了香港经济，而且相互用挑剔的眼光打量对方，反而培养起了彼此之间的自然情感。
就在这一年，冯佩乐成为香港无线电视台驻北京的记者，穿梭于京港之间，她更易掌握中央对港政策。但冯佩乐还记得，当时有20个香港团体来京反映香港的种种问题，而中央释放支持香港的信号也很明显。半年之后，几乎再也没有香港团体赴京，冯佩乐意识到，中央的援港政策起了效果。
除此之外，冯佩乐还会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并守在领导人下榻的酒店门口等待不可多得的提问机会。
冯佩乐发现，领导人对香港记者的态度也悄然发生着变化，起初很难有机会提问，慢慢地机会多了起来，后来领导人还会主动邀请香港媒体记者到房间里采访。“这说明中央领导人对于香港越来越重视。”一次随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访的经历让冯佩乐颇为感动。温家宝主动走到香港记者身边，说看到香港暴雨冲毁村庄的报道，他非常担心，如香港有需要中央政府定伸援手。
另一次，冯佩乐随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新加坡，在中新两国签署合作协议的仪式上，冯佩乐的心猛地震了一下。“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国家的存在，这在香港是感受不到的。”
如今，离开媒体圈的冯佩乐依然津津乐道于自己的记者生涯，令她难忘的是，作为“97一代”，她幸运地成为这个时代的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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