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毛建国

　　郑州保姆张芸因不满雇主拖欠工资，将雇主一部“不起眼”的翻盖手机藏起来，准备日后自己用。但直到雇主报警后，她才知道那款手机值6万多元。6月27日 ，郑州管城区法院审结这起保姆盗窃雇主手机案，认定保姆张芸的行为构成盗窃罪，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 10年，并处罚金2万元。(6月30日《 大河报》)

　　一旦涉及到法律问题，许多人常常陷入无力中。按照管城区检察院检察官所说，欠钱和偷手机是两个法律关系，张芸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量刑应在10年以上 。由此人们似乎只能谴责这位雇主，既然用得起价值6万多元的手机，怎么连保姆的工钱也要克扣？

　　偷一部手机竟然被判10年 ，而且事因是雇主拖欠工钱，这样一起案件，很容易给人带来法不容情的感慨。从本源上讲，法与情并不矛盾，都是为了维护公序良俗。虽然在具体的法律语境中，有时法与情保持着距离，但在很多时候，两者其实是在一起的。而所谓的法不容情，很多时候被人为放大了。

　　按照当地检察官所说，欠钱和偷手机是两个法律关系，但就逻辑关系来讲，两者是存在内在联系的。而且，这部手机虽然有发票为证，当初是花6.8万元买的，但电子产品的贬值十分迅速且严重，使用至今，价值估计要大打折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盗窃公私财物价值3万到10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这部手机现在到底值多少钱 ，折旧后到底还能不能算“数额特别巨大”，显然需要经过评估认证。况且，张芸当初并不知道这部手机的真实价值。如其所说，“他欠我工钱没给，我想着这手机也就一两千块钱 ，正好抵我工钱了”。这些情节在判决时，应该考虑在内。

　　这样一起案件，不禁让人想起了当年轰轰烈烈的“许霆案”。2006年广州青年许霆利用 ATM 机故障漏洞取款17.5万元 ，潜逃一年后落网，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这被舆论普遍认为“量刑过重”。现在，郑州保姆张芸因为偷了一部手机，一审被判十年 ，同样有点不合情理，显得“量刑过重”。许霆最终因为“犯罪情节比较轻微”，被改判5年有期徒刑。从犯罪情节和社会影响来看，张芸同样应该属于“犯罪情节比较轻微”。这一案件有其特殊性，对社会的破坏力和影响力并没有那么大。如果考虑到这些酌定情节，那么这一案件就不会给人带来严重的情法冲突。

　　因为偷了雇主一部手机，就要把十年的时光扔给牢房。这警醒我们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逾越法律。但每一个人只能够接受罪刑相当的惩罚，犯罪不受惩罚不正义，犯罪过重惩罚也不正义。一部手机和10年徒刑之间的反差实在太大，这一案件已经像当年的许霆案一样，引起了舆论“量刑过重”的争议。而这种争议，有可能影响到人们对司法公正的认识，这是不得不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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