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郑州保姆因不满欠薪盗窃天价手机获刑十年”备受关注。

　　“这是一起典型的农民工私力救济型犯罪案件。”7月3日，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表示，“天价手机”属典型的私力救济型犯罪，而工作关系处理不当是引发农民工犯罪的原因之一。

　　那么，引发农民工犯罪的因素还有哪些？农民工犯罪群体的特点是什么？如何加强预防和控制？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与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援助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农民工刑事案件研究报告》（下称《报告》）作出了回答。

　　犯罪原因：工作关系亦可能引发犯罪

　　农民工孙某的遭遇与郑州“天价手机”中的保姆相似。孙某被老板拖欠工资4200元，被老板多次拒绝发工资，眼看临近春节，回家心切的孙某趁老板熟睡之机盗窃其现金4500元。孙某被法院以盗窃罪定罪量刑。

　　“农民工在工作过程中会与雇主、服务对象、本单位的同事和外单位的同业竞争者等主体发生各种工作关系，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各种工作关系，容易产生矛盾冲突，甚至引发犯罪。”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援助研究中心副主任姚艳姣介绍，此类犯罪包括两类，一类是私力救济引发的犯罪，此类犯罪中，雇主往往存在过错，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首先受到侵害，当他们通过正当渠道无法及时、有效获得救济时，容易以报复的方式实施犯罪。

　　另一类工作中的犯罪，是农民工接受雇主安排从事工作，但其工作本身属于犯罪。农民工张某是俱乐部的服务生，知道俱乐部里面有卖淫行为，但还是听从主管安排，负责打卫生、与客人打招呼、递送避孕套等，后被判处协助组织卖淫罪。

　　《报告》显示，此类因工作关系引发犯罪的农民工，在被调查的115名接受援助的犯罪农民工中，有14人。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教授吴宏耀认为，对此类恶性不大的涉罪农民工，司法机关应在采取强制措施、判处刑罚时，给予他们“同城待遇”，并帮助他们获得刑事法律援助。

　　除了工作原因，《报告》还表示，经济困难、受他人胁迫、唆使或拉拢、与被害人产生矛盾、法制观念淡薄也是主要原因。其中，在115名被告人中，因经济困难而犯罪的人数最多，有51人，占44.35%。

　　犯罪群体特点：7成以上初中未毕业

　　《报告》显示，在115名农民工犯罪人中，18岁以下的有71人，占61.74%；25岁以下的青少年农民工共有95人，占82.61%。

　　这一数据形成，有两个原因：从现状来看，农民工犯罪的主要群体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国家统计局《201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即显示，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16-20岁占农民工总数的6.3%，21-30岁占32.7%；另一方面，发布报告的两个研究机构，多年来致力于推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所以选择未成年农民工犯罪的案例多些。

　　“犯罪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初中文化水平居多。”佟丽华着重指出，《报告》显示，115名农民工犯罪人中，初中文化水平的有70人，占60.87%。115人中，真正接受过完整九年义务教育的人数不超过29人，占28.16%，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人数比例为71.84%，“这说明，当前我国农民工义务教育的完成情况很有问题，需要深刻反思。”

　　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博士郭烁表示：“这一代农民工，就是长大了的留守儿童。他们从小缺乏父母的关爱教育，直接越过家庭教育而进入社会，很容易观念出现偏差而走向犯罪，应加强教育引导。”

　　9条建议：对农民工加强援助、保障

　　“请帮帮我的工友贺松吧！”7月3日，来自河南的农民工黄文宝告诉记者，今年4月在海淀区西北旺，在多位工友讨薪的过程中，贺松等农民工因与劳动监察部门的人产生争执，因涉嫌妨害公务罪被羁押。而贺松父母早亡，孩子只有1岁多，妻子一人生活艰难。

　　北京市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时福茂表示，他们已经为贺松提供了法律援助，但目前依然在侦查阶段，因其为流动人口，他们两次协助其家属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均未获批准。

　　“农民工是弱势群体，涉罪的农民工就更加弱势，需要更多法律援助，也需要司法机关给予‘同城待遇’。”吴宏耀副教授同意《报告》提出的对策建议——对农民工犯罪嫌疑人多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对农民工轻微犯罪的，多适用非监禁刑罚。

　　记者看到，《报告》还建议，各级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工服务和保障力度，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从根本上改善农民工的社会环境；流出地政府要担负起对农民工开展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责任；劳动保障部门应当加强劳动监管，对于用人单位违法经营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对农民工有针对性地开展普法教育工作；工会和共青团等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丰富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在大中城市建立更多的农民工法律援助社会组织；强化侦查阶段的法律援助，并对没有律师的农民工一律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