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偷雇主手机案的背后——

　　农民工“自救性犯罪”事出有因，于法不容

　　本报记者 王亦君 实习生 孙翠翠

　　农民工犯罪的主要群体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经济困难是导致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原因;当农民工无法按时获得报酬时，往往会实施犯罪……这是今天由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援助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农民工刑事案件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主要内容。

　　近日，发生在河南郑州的“保姆偷雇主价值6万多元的手机”一案，因被告人张芸(化名)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而引起广泛关注。因雇主44天没有给她工资，不识字的张芸偷了雇主的手机。尽管此案目前已经被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但因一审判决引起的争议仍未平息。

　　在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看来，张芸的这一犯罪行为属于农民工“自救性犯罪”，在该中心调查的案件中并不少见。农民工“自救性犯罪”的共性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在其实施犯罪之前受到了侵害，比如没能及时拿到劳动报酬、得不到工伤赔偿，通过正当法律渠道无法及时、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于是对雇主或他人产生了报复心理。

　　农民工孙某在春节临近时，回家心切，老板拖欠他工资4200元，在多次索要被老板拒绝后，孙某趁老板熟睡之机盗窃现金4500元;在北京某歌厅当服务生的裴某，老板一直没有发工资，身上没有钱了，便伙同其他四人，先后两次对路人实施抢劫。

　　这些“自救式犯罪”案件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在被调查的农民工盗窃、抢劫案件中，经济极度困难是农民工普遍面临的现实问题:有一名农民工从新疆到太原打工，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带的钱花完了，尾随行人盗窃手机;肖某因母亲生病住院，急需用钱，情急之下将公司仓库中的财物盗窃后出售。

　　此外，接受调查的犯罪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以初中文化水平居多。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03名32岁以下的犯罪农民工中，真正接受完整九年义务教育的人数不到三成。

　　没有文化、缺少基本法律常识直接导致农民工实施犯罪行为具有一定的盲从性。有的农民工知道他的工作内容属于犯罪，却仍然听从雇主安排;有的农民工不知道工作内容属于犯罪，只是盲目听从雇主安排。在农民工张某协助组织卖淫一案中，张某是俱乐部的服务生，知道俱乐部里有卖淫行为，他听从主管安排，负责打扫俱乐部走廊卫生，在电梯口和客人打招呼，递送安全套。

　　报告统计的191个案例来自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等15家法律援助机构和律师事务所。这些案件发生在2006年至2011年，被调查者有123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

　　本报北京7月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