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大巴穿行在中环，香港最繁华的地方。窗外密集的餐馆和酒吧快速向后退，各种肤色各式穿着的人匆匆钻进出租车，维多利亚港色彩斑斓的天际线闪烁着财富的光芒。这是被广泛认知的香港，一个拥有7651座摩天大楼、3600多家外资企业和超过9000个无线上网点的国际大都会。而我真正认识这座城市，却是因为大巴车里坐在我身旁的小黄——我在香港遇见的第一个公务员。

　　5月底，26位来自内地不同媒体的记者组成一个赴港采访团，我在其中。

　　有记者问：企业召开新闻发布会，会给记者车马费吗

　　见到特首曾荫权的时候，距离他卸任只有30多天。他待人很亲切，自嘲自己的普通话“怎么说也说不好”，还指着记者的相机说，“我也喜欢摄影，只是技术不好。”合影时，一个同行跟香港“一把手”开起玩笑，“能传上微博吗？ ”“可以！ ”他干脆地同意。

　　曾荫权在采访中提到，香港人对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要求，不是和美国比，也不是和新加坡比，而是和完美比。“我们常常被拉进法庭的。”他笑着补充道。走出曾荫权所在的办公楼，旁边的特区政府新总部大楼很吸引眼球。

　　“有点像央视大楼啊。 ”一个团员笑着说。这栋建筑的造型如同大门，两侧主楼中间的地带是一个狭长的绿化带，可以直接通向海边。在建筑师的理念里，这个造型的寓意是 “门常开”，象征开明政府。

　　事实上，如果你有时间并做一个简单的身份登记，就可以直接进入一层会议室旁听政府会议，结束后还可以在大楼的咖啡吧里喝杯咖啡，如果运气好，也许可以看见特首走过。外面，不时有三五成群的路人谈笑着穿过这道“门”。

　　当我们来到中区政府合署大楼，准备采访候任特首梁振英时，刚一进门，便听见有闪光灯“咔嚓咔嚓”声响起。

　　在大厅西侧的角落，几排香港记者正扛着“长枪短炮”，他们面前一米多高的案台上，摆着印有不同电视台标志的牌子。

　　“一有人走进大楼他们就会拍啦。 ”小黄很镇静地告诉大家。他是香港政府新闻处一位年轻的助理新闻主任，也是这次陪同我们采访的三位“导游”之一。

　　内地记者们显然都对这些长期蹲守的香港同行很感兴趣。一位来自上海的记者好奇地问：“这难道不会受到管制？ ”

　　“不会喔，只要申请就可以了，记者喜欢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小黄的普通话还带有明显的粤语腔。

　　“批评是一定要有的。”小黄这样看待香港报纸的尖锐。 “那香港企业办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会不会给记者车马费啊？ ”一个内地同行突然凑过来问。

　　看见小黄不解地皱起眉头，有人提醒道：“就是礼品、红包啊。”“给记者钱喔？不可以的！”小黄恍然大悟般，连连摆手。

　　墙上写着“申诉若然理据足，专员为你解困局”

　　香港是个很容易让人倾倒的城市。全球大概有一半人口居住在距此飞机航程5个小时以内的地方，这里700万人口当中8%拥有外国护照。在某个国际赛马日，有超过10亿人通过20多家电视台将目光停留在沙田马场。九龙的旺角区，平均每平方公里会有130000人次在此驻足，为世界之最。

　　但这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香港，却有着另一番景象。

　　在政府新闻处会议室里，谭主任握着一个麦克风面对全团，他是新闻处的高级新闻主任。“这是我接待过最大的采访团。”他用并不熟练的普通话与我们开起玩笑。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香港政府机构驻地，尽管它有一个似乎并不搭调的名字——美利大厦。

　　它也的确更像是一个老旧的写字楼。楼外的白色墙面有点掉皮，一层没有大厅，进门右手边就是电梯。楼道只有一米多宽，铺着灰色地毯，每隔几十米便挂有一叠火警疏散路线图，纸很旧，背面是过去的新闻简报。

　　我探头看了看办公室：公务员们的办公空间是开放式的，除了新闻处处长外，再没有人有独立的办公室。大部分人的桌上都堆着厚厚的文件，墙上则挂着各式各样的公益广告海报。在一张很醒目的橘黄色海报上，写着如何让报税又安全又快捷的广告语；另一张则是指导市民如何申诉的，海报上有很多把锁与一把高悬的钥匙，写着“申诉若然理据足，专员为你解困局”。

　　谭主任告诉我，这里曾经有七八个政府部门联署办公，如今除了新闻处外，其他机构都已经搬入特区政府新总部大楼。未来，这座存在43年的美利大厦将改建为酒店。

　　说实话，我的兴趣已经从那个光鲜繁华的香港，转移到了想对特区政府的运作方式一探究竟。

　　在香港的8天里 公务宴原则不超6道菜

　　在去往采访地点的途中，我通常坐在大巴车的最后一排，正好挨着小黄。他刚刚进入新闻处工作半年多，穿着一身笔挺的西服，戴一副黑框眼镜。

　　香港大约有156000多名公务员，分布在12个决策局、61个部门和机构。走在大街上，每45个人里，就能遇到一名像小黄一样的公务员。

　　我问他，做公务员之前对特区政府是什么印象。“清廉。”他说自己小时候曾听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公务员负责派发汽车牌照，做事勤快，效率很高。有位市民很快拿到牌照，便送了他一些糕点以示谢意。结果这位公务员当即把糕点退了回去。

　　“很小的糕点，不贵啦。 ”说到这儿，小黄腼腆一笑。

　　事实上，作为普通香港公务员，如果获赠的礼物价值不超过 50港元——这相当于在香港买8份报纸的钱，可以私人保留礼品，但仍须填写申报表，供部门存档。

　　如今打开梁振英的个人网站，能清晰地查到这位新任特首在过去几个月收受的公务礼品清单——4盆兰花、3个花篮、一瓶香槟酒、一本书、一套光碟及7套学习卡。至于处理方式，他要么到政府物流服务署估价后把钟爱的礼物买下来，要么将礼物交给政府。

　　作为香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适度与保守”的原则已经渗入到这个官僚体系的一举一动中。它渗入到公车的使用里。截至去年7月，香港拥有6343辆政府公车，但如果算上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和立法会主席，能够享有专车待遇的公职人员不到40人。每10个公务员里有9个人习惯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在过去3年里，大街上挂有公车专用AM牌照的丰田或日产车 （这两个品牌因其售价适中、节能环保而构成香港公车的主体）减少了400辆。

　　它渗入到公务宴请的标准中。这里的公务接待标准分别是午餐人均350港元与晚宴人均450港元，菜品原则上不超过6道。在寸土寸金的中环，如果不想吃得太过寒酸，自带红酒必不可少，若与饭店经理相熟，还要力争少收“开瓶费”。

　　我们在香港的8天里，只吃上一次港府请客的“公家饭”。正好6道菜，味道很好，就是有点儿没吃饱。

　　它甚至渗入到一张公干出差的机票中。 2008年，时任特首曾荫权赴美国旧金山出公差，彼时他恰好有私人前往美国休假的计划，结果，公家没给报销，特首自掏腰包。如果是政府统一订购机票，则要经过严格的比价程序：购买的机票不超过两万元。

　　香港是透明的 香港也是有人情味的

　　如果把香港特区政府比喻一个人，我有时觉得，它像是一个谨慎持家却又做不了主的女人——她常常被批评、质问，但她也因此而变得更单纯与贤惠。

　　这个城市的繁荣，与这样的政府的的确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香港是简单的。在香港开店的商人会发现这里的税负很低，没有复杂的政府表格，每年大概只需要缴纳3次税款。这里的官员往往不会插手他的生意，或揩他的油，因为法律不会对这样的行为网开一面。前车之鉴包括一位接受了2000元港币月饼券即被判囚3年，并赔偿1万元的水务署助理督察，另一位退休警长似乎更加倒霉，他因为接受了免费住宿而遭来15个月的牢狱之灾。

　　香港是透明的。香港也是有人情味的。香港并不缺少物质上的骄傲。如果没有这些，香港很难被称为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