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网记者 邓红阳

　　一名保姆偷了雇主价值6万元的手机，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两万元。几天来，这则消息不但在它的发生地河南省郑州市，乃至在全国范围内，都引起了不小震动。

　　"表面上看，是手机价值鉴定问题，其实更深层次的刑法学问题是，如何处理盗窃罪中行为人主观上的价值认识错误。"《法制日报》记者今天采访有关法律界人士时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一审按法定最低刑期下判

　　7月4日，记者登录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政务网站，在裁判文书一栏中找到了这份于6月20日公开上网的刑事判决书。

　　判决书显示，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1年12月2日7时许，被告人张云翠在其雇主被害人苏某家里做家务时，将苏某放在家门口鞋柜上的一部"VERTU"手机藏在厨房里，企图非法占有。次日10时许，苏某因找不到手机问张云翠，张云翠称未见，并趁下楼挖萝卜时将手机放在塑料袋里埋在萝卜坑里。后苏某报警，民警在楼下的萝卜坑里提取到被盗手机，经鉴定，该"VERTU"手机价值人民币6万元。

　　庭审时，张云翠辩解称其不是偷被害人的手机，而是因为被害人欠其工资，其才拿被害人手机，待被害人给付工资后，其再还给被害人。辩护人认为，张云翠在公安机关被讯问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请求法庭从轻处罚。

　　审理此案的合议庭由一名法官和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在涉案数额认定上，一是购机发票，证明手机的实际价值；二是鉴定结论，证明被盗手机的鉴定价格。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张云翠犯盗窃罪的罪名成立。

　　针对张云翠辩解称因被害人拖欠其工资，才拿被害人手机的意见，检察官刘雪峰认为，欠款一事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即便苏某欠其工资，也不影响罪名的成立和量刑，因为欠钱和偷手机是两个法律关系。

　　关于辩护人提出张云翠应认定为自首的意见，经查，该案系公安机关通过侦查手段将张云翠作为犯罪嫌疑人进行传唤时，其才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庭审中，张云翠又否认盗窃行为，辩解称因被害人拖欠其工资，才拿的被害人的手机，其行为不构成盗窃罪。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法院认定张云翠的行为构不成自首。

　　根据被告人张云翠的犯罪事实和性质，应当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经管城回族区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在法定刑范围内按照最低档刑期作出判决：以盗窃罪判处张云翠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两万元。

　　据了解，2010年6月12日，河南省公检法三机关联合下发的《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的规定》指出，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1000元为起点；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巨大"以1.5万元为起点；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以6万元为起点。刑法第264条规定，以秘密的方式窃取公民的合法财产，价值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天价葡萄案与此案不同

　　一审判决结果公开宣判后，一种声音认为，张云翠作为保姆，有可能不知道雇主的手机值这么多钱，可参照"天价葡萄案"进行判决。

　　7月1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表示，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理由为，一审原判在以下方面认定事实不清：一是被告人对所盗窃的手机价值是否存在重大认识错误问题，一审未充分调查、质证；二是涉案手机的价值鉴定问题，对本案的准确处理起着重要作用，一审对此未充分质证，有必要重新质证；三是对被告人是否构成自首问题，一审未充分调查质证。

　　律师刘传仓在网上公开亮明观点，认为郑州中院"认识错误"一说，不能成立。

　　刘传仓认为，行为人预想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事实法律性质相同的，不能阻却行为人对因错误而发生的危害结果承担故意的责任。他举例认为，甲本以为乙的提包中装满现金，窃取了乙的提包，结果发现里面没有现金，但有大量的其他财物，这种错误没有超出盗窃罪窃取他人财物的范围，不影响甲对窃取的提包内的财物承担盗窃罪责。

　　他认为，张云翠的行为显然不属于"认识错误"的范畴，不能因为她不清楚被盗手机的真实价值就"减轻处罚"。但是，综合考虑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刑法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