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骏

　　6月20日，深圳罗湖区公布了市容环境综合考核实施方案。该方案将对市容管理作精细化考核，其中有关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一项，占10%权重。方案规定，如果有流浪乞讨、露宿人员出现在主干道（严管路），次干道（重要路段）和其他城市道路（控制路段），分别给予相关区域城管工作人员2分/人，1分/人和0.5分/人的扣分。

　　该方案引起舆论反弹，但罗湖区并非“始作俑者”。事实上，深圳经过两个季度的试运行，即将推出市容环境综合考核实施方案，首次将城市道路流浪乞讨人员数量纳入全市57个街道办的市容环境考核指标。

　　据统计，深圳市目前从事流浪乞讨人员多达2万余人，其中90%以上的乞讨人员把乞讨当作牟利手段，而符合救助对象标准的只占10%。职业乞丐每天收入大致在150-300元之间。2011年，全市共救助流浪乞讨人员8044人次，劝离749人次，其中救助精神病人28人次，残疾人494人次，未成年人243人次。对于一个从大运会准备期间就特别注意城市形象的地方，深圳为乞丐特别是职业乞丐头痛不已，可以理解，采取考核扣分的方式也可以想象，唯一不可理解也不可想象的是，这样的考核能否带来预期效果。

　　城市应该如何对待乞丐特别是职业乞丐，从来就众说纷纭。但需要回答的是：没有乞丐的城市是可能的吗？如果可能，是否仅凭城管就足以让乞丐消失乃至绝迹？难道全国大小城市都有乞丐，仅因那里城管工作不力所致？如果不可能，那对城管考核再严又有何用？

　　深圳的思路和做法，纯属“标本皆不治”的招数。在人类历史上，除了极端时期，乞丐从未绝迹。宏观上说，是因为存在贫富分化，而深圳的贫富分化不比其他地方差距小。从微观上，乞讨对于穷人来说，不失为一种谋生手段，尤其在社会不能保证充分就业，就业不能保证体面生活，而市民因人性使然，为减少他人痛苦，愿意有所表示的情况下，乞丐总有生存空间。

　　如果深圳能制定条例，规定凡有施舍乞丐行为的市民“给予扣分”，并直接与其市民待遇相挂钩，情况或许真会有所改善，而深圳市没有这样的立法权力，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立法权力。一线城管工作者对乞丐无可奈何。在中心城区工作了十几年的某城管副科长承认，面对熟悉城市管理规则的职业乞丐，他们只能每天劝导其离开，但没有更好办法保证其不会再来。即使以后量化考核了，他也“只能继续劝”。

　　公务员只能依法行政，没有法律规定，就不应作为。但现在深圳市一味加大考核力度，要基层城管人员必须采取办法，杜绝乞丐在辖区露面，这不是逼着城管人员违法吗？如果在缺乏合法手段的情况下，城管不得不采取非法乃至过度使用暴力，这个责任到底谁负？

　　近年来，城管整治小贩频频引发群体事件。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圳市加大城管力度，逼着行政体系的底层工作者与城市的底层人员，各自刚性的生存需求产生直接碰撞，难道对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没有做过评估和预判吗？近年来各地在工程项目建设的前期准备上，已引入“社会风险评估”机制，深圳市在规定“城管不得让乞丐露面”前，是否也应该做一个“社会风险评估”？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