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摆古论今”微博透露，北大官网公布校领导机构设置中存在11名校长助理。记者查询发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央各部委部长助理的数量都很少：其中最多的是商务部和财政部，也只有4人，而最少的文化部，则只有一位部长助理。

　　（7月4日《广州日报》）

　　大学本应该是教书育人之地，如今却成了领导们的生产线，难怪有网友评价说：“这让蔡元培、严复这些老领导汗颜！”

　　其实，所谓的“11北大校长助理”，不过是高校行政化的产物，这种产生逻辑其实我们也早已熟知。当下高校（尤其是公立高校）的资源分配存在着差序化的格局：行政权力对教育的过度干预，让大学资源的分配很难以学术能力为评判标准，很多时候，距离权力越近，获得资源的可能性与便利性就越大，这当然会刺激更多的大学向“更行政化”靠拢，会刺激更多的大学老师去当行政领导。

　　大学过度行政化的弊端还在于：行政管理者习惯于把所有权力都抓在手里，学术上的事情不交由教授们去做，甚至基建、人事与学生们的恋爱行为都要亲管亲抓，要管的事情太多，只会导致管事的官员愈加增多，如此之下，校长助理数量当然也就不惮于直逼“11位”了。正如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所说，高校的行政化往往会造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师资有限，人的精力和资源也有限，本来是搞教育的人都忙着去当官了，必然会对学校的教学产生极大的影响。

　　以此来看，现实中“北大校长11名助理”其实并不稀奇，它只是高校行政化的一个必然。如今，高校行政化已经成了一个难以破除的怪圈，一方面，尽管舆论呼声不断，《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大学要去行政化”，但高校行政化坚冰依旧，人们也看不到破冰的坚实信号。不仅是大学之外的去行政化力量式微，另一方面，大学内部的去行政化自觉也难以倚仗。这倒不完全是说大学领导们都没有去行政化的想法，而是附加于大学评价与考核体系之上的僵化方式，以及它的强化，会让他们作为的空间越来越小，让“11校长助理”成为更常见的一景。不受约束的高校行政化趋势只会恶化，把更多本应该成为教授学者的人才推向权力的坐椅。高校行政化早已经不是新鲜的话题，大学里“厅级干部一讲台、处级干部一走廊、科级干部一礼堂”的俗语，已经流传了很多年。北大的“11校长助理”之所以引发关注，原因可能仍在于北大的眼球效应，如果此事发生在另一所普通的高校，可能根本就没几个人围观。这里面的反差，其实是更大的断裂：高校行政化已经很难激起普通人的关注痛感，而被习惯性漠视的高行政化之弊，其实远甚北大的11名校长助理。 （王聃）